漫
桂花和我同岁，那阵子我们都五六岁模样。
桂花白白净净。团脸，兜下巴，大眼睛。或说，或笑，那脸，那下巴是不动的，那眼珠子虽然会动，也动得极缓，极涩，好像缺了点润眼的东西。
桂花是拉尿头的养囡。拉尿头一天到晚对着桂花骂：我种你个娘！我种你个娘！拉尿头当然有权利种桂花的娘，桂花娘是个梳着头髻的小寡妇，拖着她的会干活的大囡杏花改嫁出郑家湾去了，把个不会干活只会吃饭的桂花丢给了他。
拉尿头一辈子扛棺材，领养桂花那年，他的“扛”龄已经快达六十年，还继续“扛”而不止，只是在棺材两根竹杠中间连一根横担，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将横担拄一会儿，歇过气来再扛。他越歇，主家便越着急，越着急便越害怕得罪棺材头。棺材总是四个人扛的，号称“四把手”“四把手”若是发起犟来，喊声一，二，三！便将棺材当路一撂；棺材虽说最终入土，路上却是绝对触不得地的，不然死人的灵魂是不得安生的。所以每每遇上棺材头歇担，孝子孝女们哪怕正嚎得天昏地暗，也准会及时地跑来说好话，赔笑脸，阔气点的递红包，寒酸点的递香烟，一支又一支的递，递得“四把手”们的嘴巴里耳朵上横横竖竖都是烟，只差没往鼻孔眼里栽了。
没有死人的日子里，拉尿头就坐在家门口的婆瓜棚下喝酒。那个婆瓜棚上每年都挂着两个婆瓜，不摘，看着它们一天天老去，待秋后摘下锯开做瓜瓢。一条骨牌凳，一张矮竹椅，一撮炒蚕豆，一斤牛尿酒，拉尿头很耐心地一滴一滴地抿酒，也很耐心地一句一句地骂，骂着抿着就过了大半天。
不管是死人和不死人的日子里，桂花总能从拉尿头的骂声中，从那个密不透风的婆瓜棚下游离出来，倚在我家那钉着三百六十枚铜钉的大门上，怯怯地，静静地候着，等着我玩。她不敢进我家屋里来，她怕我妈。郑家湾所有的囡儿甚至所有的女人都忌讳我妈，因为我妈做人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又偏偏会挑剔别人。
若是我妈上课去了——顺便说一句：我妈是郑家湾小学里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我便赶忙招手让桂花进来。于是我和她席地而坐，或弹炒豆，或背柿瓤。那时候我们都穿小裤衩衩，坐下时，我早已懂得囡儿家应把哪些地方遮严，可是桂花不懂，常常露出那最不应该露出的部位，这便让我有些看不起，可是她却浑然不觉。
不管弹炒豆还是背柿瓤，我们都用“天来打”来决定谁先来。伸出巴掌朝下是“天”；中指架在食指上是“枪”；竖一个大拇指是“佛”；佛破天，天盖枪，枪打佛，如此轮回。桂花的脑子里没弯弯儿，我故意将手举肩上作枪状，她就以天来盖我，天——来——打！等我将手伸向前面，早已变成了“佛”如此往复，她却不思变。所以只要坐下来一会儿，她的那些炒豆柿瓤全都窸窸窣窣地跑进我兜兜里，赢得我索然无味。
有一天，桂花又来到我们家的大门口。隔着院子，她看见我妈忙碌着的身影，便不敢作声。我怕她走掉，便拉长了声音——我家院子大，不拉长声音就不听不见——招呼道：日昼饭吃了么——？
吃了——！她同样拉长了声音回答，嗓门却细细的。
吃么饭——？那天我妈情绪好，我的话便多了。
粥——她显然是害怕我妈，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我也吃粥！
我，我吃饭呢——她发觉自己说错了，很认真地纠正道。郑家湾的“饭”是指干饭。那时候吃顿杂粮干饭、菜干饭都很稀罕，躲躲藏藏像做贼一般，吃顿净白米粥也怕人讲话。想到这个，我便多了个心眼：
我吃番薯丝粥呢！
我吃单单白米饭！——桂花说。
我吃单单番薯丝汤！——我来了戏劲，特别大声地说。
为了这句“单单番薯丝汤”从来只会责怪我的妈妈破天荒地夸奖我道：“两银雇句！”意思是我这句话值一两银子，或者是雇人说这句话要花一两银子。虽说那时我还没见过银子，但妈妈的最高赞扬已让我受宠若惊。妈妈还对着我数落桂花道：真个是呆大囡，吃顿白米饭还嚷嚷得整个郑家湾都听得见！
后来我便到妈的学校里上小学了，桂花也想上，拉尿头暴出眼珠子骂：我种你个娘！种死你个娘！想我供你读书，做梦！叫你阴间的亲爸回转来吧！桂花便哀哀地哭，哭得有气无力，却有股韧劲。于是我妈便跑到拉尿头家里去。见了我妈，拉尿头骂人的舌头便缩了进去。妈讲了大道理，又讲了小道理，拉尿头只是不响。妈便拉了张椅子坐下，教桂花“挑花”那是一种不需要花绷的十字绣花，只需五纱六纱地数坯布的经纬，一挑一挑地用针。背面全是短竖竖，正面却全是小xx，无数的小xx聚在一起便成了美丽的花朵了。
当桂花用挑花挑来的钱缴学费缴到五年级时，拉尿头便将她许给了同村的泥水张。泥水张并不姓张，而是姓郑名阿张。郑家湾的囡儿都要走许人、嫁人这条路，所以桂花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泥水张好高好高的个儿，高得像风吹的毛竹弯着腰。一个下雨天，我戴着个箬笠去上学，迎面来了泥水张，我异想天开地想看看他的脸，我的头仰了又仰，箬笠啪的一声掉到背后的泥水地里，还是没望清他的脸。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桂花当然没考上。两个星期后我回到家里，桂花便放下手中的“花”倚在我家的大门上，很生分很羡慕地看着我。我拉了她进来，给她讲我们的县中，讲县中门前的那条金溪，讲金溪尽头的瀑布，和瀑布脚下的观瀑亭。
瓜瓢亭？桂花的双眼便圆了起来，半天一动也不动。我想她长到那么大，肯家只见过瓜瓢没见过亭，郑家湾的女人们，一直到老死也只是见过瓜瓢没见过亭。我比划着向她解释，可是越解释桂花的眼睛便越圆。于是我很想把桂花带到那个要命的亭子里去。可是转头一想，拉尿头虽然不敢种我个娘，但她肯定会“种”得桂花娘不得安生。
寒假里下了场稀罕的大雪，瘦骨嶙峋的郑家湾一夜之间变得又白又胖。我是中学生，总能想出些乡下囡儿想不出的玩意儿来。那天，我避开一湾的人，带着桂花阿眉等几个女友，顺着一条被雪装扮得像白鳗一般的小路，向大麦田前进。一路走着，我一路大呼小叫：雪哪，你是多么伟大，你把肮脏的田野变得这么纯净，你把坎坷的大地变得如此平整！
逃离了妈妈的管束，回避了挑剔的目光，躲开了多嘴的舌头，这世界属于我们，我们不疯更何待！我一下子往雪上躺去，像卷席子一般地卷了起来。阿眉马上学样，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桂花迟疑了一会，显然也抗拒不了诱惑，于是慢慢地躺倒，缓缓地卷了起来。我夸张地笑着，阿眉笑得最尖也最响，桂花也笑，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唯有一次真正的笑。
起来的时候，我和阿眉扭过来跳过去地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看见桂花手掩额角，一脸的愁苦。我问怎么了？她说被埋在雪下的一块石头碰坏了。我望着这一望无际的纯净洁白，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面会有着阴谋，更弄不明白这阴谋就对准桂花而不是对准我和阿眉而来。
很快我们都十六岁了。这一年，泥水张父母递过话来，要在腊月廿六娶桂花过门。媒人站在拉尿头家的屋檐下，等着一个爽爽快快的回音。桂花一门心思挑她的花，好像这种图案式的花对最合适不过了，就是不对媒人吐个好字。拉尿头在一旁把她的妈种了一千次，桂花还是不吭气。拉尿头就差了他的扛棺材徒弟，把嫁到外头的桂花妈给叫来了。
我种死你个娘！拉尿头一见桂花娘就骂。桂花娘也是团脸，兜下巴，只是脸皮比桂花多了些黑油，脑袋后多了个牛屎大的头髻。桂花娘一听拉尿头骂，她不急也不恼，只是悠悠地答道：我娘在黄泥山上压番薯，你老要种请上山吧！“压番薯”是埋葬的意思，而“上山”则是专对死人而言。一句话噎得拉尿头气儿不顺，只是将眼珠子弹得像田螺肉，一旁喘喘着去了。桂花娘便拖了把矮椅，面对面地坐着去数落囡儿。她又是劝，又是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桂花把头低了又低，鼻尖凑着那正在挑的花，像是在嗅花香呢，一边把彩线拉得嗤嗤地响，就是不肯回话。桂花娘急了，望着女儿那兜兜的脸啪啪就是两耳光。桂花还是一声不响，她娘却顿足捶胸地号了起来。拉尿头早已恢复了元气，站在婆瓜棚下抑扬顿挫地骂，一里一外一男一女一高一低二重唱，直闹得郑家湾鸦飞雀散蛋打狗跳。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刚好在家，我把耳朵掩上放开放开又掩上，最后我躲到了郑家湾小学里，仿佛妈妈的学校是避风港。一抬头，发现泥水张正在给学校那又高又大的围墙抹灰，那围墙后来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那一天泥水张抹得张牙舞爪且杀气腾腾，连妈妈这么勇敢的人都有点毛骨悚然。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道：不许跑桂花家去！不许再跟桂花玩！泥水张气恼起来，一灰刀将你脑袋削去半边！为了顾全我这颗脑袋，也为了我的学习，那个下午我便回中学去了。后来听说这么闹了半个月，泥水张却给拉尿头递话道：人家不愿意就拉倒，把帖子退了吧。这句话让我对这位满身蜊灰的师傅刮目相看，以至我后来见了那些高高在手脚架上的泥水工们都肃然起敬。
那一年，郑家湾来了个地质队员的老婆，讲普通话，自称小柳小柳的。郑家湾都姓郑，从来不叫老郑大郑小郑，所以小柳便让我们感到很新鲜。我、阿眉、桂花瞅空就往小柳那儿跑。中学里刚刚教完勘探队员之歌，小柳也会这支歌，这让我们更加喜欢她。我们四个凑在一起便唱这歌，阿眉老是高半个音，桂花永远是慢半拍，就这么高半个音慢半拍，却别有一番韵味，小柳那间小屋常常飞出那骚动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爬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
一次，桂花问小柳：他们、他们地质队、啊勘探队，都挖出来些什么？石块？铜？铁？又问，都用什么挖？锄头？铁锹？还是用炮轰？小柳只是咯咯地地笑，笑得婀娜杨柳舞春风，却不做正面回答，让人越发心里痒痒的。桂花不笑，却把眼睛瞪圆了，问：勘探队要不要女的？
小柳不笑了，正色道：不要，要不我怎么到郑家湾来？
桂花便微微地叹了口气。半晌，说：你总归比我们有福气。当时我们都莫名其妙，不知这“福气”是指小柳被赶到郑家湾来呢，还是小柳总归是地质队员的老婆？也许是指别的什么东西？小柳怪怪地看了她一眼，好像想说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说。
冬天里，小柳家来了个陌生男人。小柳叫他老谭，说是她丈夫的队友。老谭一脸的坎坷，一身的沧桑。他一句话也没讲，但不知怎么的我已闻出了他那北方汉子的气味。他坐在那里抽烟，一口一口凶凶地将烟“拔”进去，却不见纹丝出来。他用那发黄的指头，将烟灰弹在一个他随身带来的又重又壮的玻璃烟缸里。
桂花怯怯地打量着老谭。终于，她怯怯地问：
你坐过大轮船么？
坐过，老谭答，喉音很重。
你坐过火车么？
坐过。
还坐过飞机么？
坐过，这次就是坐飞机先到上海的。老谭的普通话比我们县广播站的男手播音员不知强多少倍了。
桂花的眼睛圆了，就这么一直圆着，不肯还原。我们的呼吸也有不畅起来。和一个坐过飞机的人坐在一间屋里，我们的呼吸没法子顺畅。
后来的谈话却变得顺畅了。因为老谭问桂花：你是离了婚的吗？我一听就火了，就奋起来辩解，越辩解越糊涂。老谭宽厚地笑笑，做出不与我女孩子计较的模样，然后他很熟练地介绍自己，说在地质队里干了十五年了，结过婚，又离了婚，妻子十分漂亮，十分能干。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特意盯了桂花一眼，桂花自知没有那个女人能干、漂亮，便将那双一直圆着的眼睛顺了下去。
老谭继续说：那女人又聪明又漂亮，可是鬼着呢，我长年累月地在山上跟石头打交道，她在城里跟一个男从好上了，别当我蒙在鼓里，我一回家就翻抽屉，翻箱子，最后让我翻出证据来了，一封信！当然她花言巧语一大堆，可我的头却戴不得绿帽子，就这么，离了。
我们便一齐骂那个女人，嫁了那么光荣的地质队员还生二心，真不要脸。
那年放寒假，我前脚刚踏进家门槛，桂花后脚就跟了进来。她的脸红扑扑的，眼睛居然有了水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上面印着大红的某某地质勘探队字样。
阿丹，你代我写封回信，桂花说。我问，怎么写？她喃喃了半天，说，照，照那歌上写，再叫他不要累着，不要冻着，再桂花忽然扭昵起来，说你都是高中生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呗。
那时候，我们的口吃班主任天天敲木鱼般地敲着我们：不，不准递条子啰！不，不准逛马路啰！不，不准谈恋爱啰！我们被敲得都像小尼姑了。这下可好了，我可以过过写信瘾。我拿腔作势地拿起钢笔，把肚子里的墨水，统统倒出倒满了三张纸，然后要桂花抄一遍。
桂花紧紧抓住钢笔，一会儿问这字该读什么音，一会儿又问那字该怎么写，还抱怨我的字“画”得像天书，比老师的字还老师。看她写字的样子真把我累死，于是我夺了过来，又重新发挥了一通。
此后我每回一次家，便替她写一封信。我想，我的大作一定让那个北方汉子折服，因为写到了第十二封信的时候，老谭便带了块火红的灯芯绒和两双尼龙袜，来和桂花结婚了。
婚礼就在桂花的闺房里举行。没添任何家具，唯有一对很厚很重的玻璃烟缸摆在桂花的那斑驳的小桌上。然而桂花身上那件火红的灯芯绒就带来一屋的喜气，它烧红了桂花的脸庞，烧得桂花的眼珠子一闪一闪地发光。
两个星期后，我从学校回到郑家湾首先去看她，发现她脸色发灰眼圈发黑，不但没了结婚时的那分喜气，反倒平添了几分丧气。
我惊问：你病了么？桂花摇了摇头，只是挑她的十字花。我忽然吃吃地笑了起来，我早就听人说过“踏门胎”这个词儿，意思是刚踏上新房的门槛就怀孕了。我兴奋地把这个意思嚷了出来。
桂花还是摇头，还是把脑袋俯在花巾上。
要我替你写信吗？我问。桂花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摇得我没了耐心回了家。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桂花结婚的那晚就挨了打。因为闹房的时候，桂花的胸脯被人捏了一把，桂花却“忍”了没吭气。
我问妈是怎么知道的，妈说是桂花隔壁的阿眉娘说的。半夜后，那北方佬在吼：人家都摸捏你了，你为什么不嚷嚷？你为什么不给他一耳光？他侮辱了你同时也侮辱了我！你准是这么被人摸捏惯了的！接着便听见钝钝的声响，也不知打在哪儿了。
我努力回忆桂花的脸，桂花的手，回忆不出哪儿有伤痕。或许，夫妻相打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会真的留下什么的。
约莫过了一个学期，那老谭便来郑家湾休探亲假。第二天，阿眉娘去河边洗衣过我家门口时，她把鹅兜一放，人便像鱼儿般游了进来，贴着我妈的耳朵吃吃道：
昨晚又打了！
妈说：半年才回家一趟，亲都亲不过来，为什么要打？
谁晓得呢——那桂花倒是一声不哭，一声不嚷，许是真的做下了什么，被老公压了舌头？
妈说：桂花本来就“忍”读书时，有人在她抽屉里放了条草蛇，吓得她筛糠般抖，偏又不喊，也不告诉老师；你看她“忍”也不“忍”？
阿眉娘道：嫁出去的女儿，就出去呗，留在湾里还不招闲话？
妈说：她走到哪儿去？地质队深山峻岭地走，哪里带得了她？夫家好像又没有人了。妈说到这儿叹了口气。这时候我才想起来，结婚前老谭说过要带她到哈尔滨他老家走一趟，让她坐坐轮船坐坐火车；可后来就没提起了。或许，老谭是怕她见了世面，就不老实了管不住了。
桂花是无路可走的，我想。此刻我急着要看看老谭到底打她打在哪里。我便对妈说，我们去看看她。妈破天荒地很爽快地答应了。
家里只有桂花一个人。她见了我们，很警惕地从花椅上站了起来，那眼睛却是哀哀地垂着。
我仔细打量着她的脸，妈一把捋起她的手臂，一切都完好无缺，甚至连青伤红伤都没有。妈说，桂花，别人都说老谭打你，让我看看，打在哪里了？我替你做主，饶不了他。
没有，他没有打我。桂花惊恐地后退着。
我不信。妈说，阿丹，把门关上；桂花，你是我学生，就像我囡儿一样，来，把褂子扒下。
桂花没动。妈凭她的权威、她的母爱扒了桂花的衣服，还拉下她的长裤，桂花的身子虽然不像缎子般光滑，却也白白嫩嫩的无瑕无斑，一点伤痕都没有。
这样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妈说。回家的路上，妈说，阿眉娘总是见风就是雨。嘴唇薄稀稀，讲话不用力，编排得还有头有眼的！
第二天妈上课时，正好看见泥水张在学校的后院拌蜊灰。妈的心里一动，便让学生们齐声朗读课文，自己走到教室门口招呼水泥张过去：
你听说了没有，桂花挨她老公打？
听说了。泥水张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是我妈的学生，我妈的学生不管多大了，在我妈面前还是毕恭毕敬的。
你说是真打？还是假打？
都打成那样了，还假得了？
打在哪儿？
头顶呀！那天桂花从我身边经过，我个儿高，一眼看见她的头皮肿了个大包，头发遮不住一条嘴大的口子，也没上药，就这么朝天顶着。
妈恍然大悟。随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去验伤，然后就逼问桂花，老谭是用什么打的。
烟灰缸。桂花见再也瞞不过了，只得从实招来。
妈拿起那两只笨重的烟灰缸，翻过来，发现底部的棱角都已经砸钝了。
你为什么不说？
桂花不语。“忍”了半晌，突然呜咽了起来：
郑老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是的，在郑家湾这块土地上，解除一次婚约已经低人三分，结了婚还住在娘家又低了三分，不时地挨丈夫打更是低人三分
桂花死的消息，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那时我正在对付高考，郑家湾对于我已经不像往日那么重要了。等考结束回了家，阿眉告诉我说，桂花是小产死的。先是流血不止，她“忍”大概她以为熬熬就熬过去了，后来实在熬不住了，就躺到床上去。阿眉那天去看她，拉尿头正坐在婆瓜棚下，抿一口酒，骂一声我种你个娘！她骂桂花饭也不做了，还让他八十大几的人伺候她。拉尿头牙齿掉得差不多了，骂起人来口齿不清，但骂锋不减当年。阿眉进屋，发现挑十字花的矮椅上，烧饭的板凳旁，床上床下全是血。阿眉吓坏了，慌忙推床上的桂花，人已经冷了。
桂花娘来了，老谭也来了，此起彼伏地哭，谁也不理谁。人们后来一想，他们本来就互相不认识，所以也用不着谁理谁。出丧的那天，拉尿头坚持要亲自扛棺材，只是他毕竟八十有五了，龙钟得让人觉得滑稽。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拄一会，风箱般地喘气。老谭只管自己抽烟，却不晓得给“四把手”们递烟，更不晓得递红包，那棺材便越发摇摇晃晃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嘭的一声，桂花被掼到地上去了。
“四把手”们便站直了身子休息。在扛棺材途中“四把手”能站直了身子休息，这在郑家湾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展开全部内容
桂花白白净净。团脸，兜下巴，大眼睛。或说，或笑，那脸，那下巴是不动的，那眼珠子虽然会动，也动得极缓，极涩，好像缺了点润眼的东西。
桂花是拉尿头的养囡。拉尿头一天到晚对着桂花骂：我种你个娘！我种你个娘！拉尿头当然有权利种桂花的娘，桂花娘是个梳着头髻的小寡妇，拖着她的会干活的大囡杏花改嫁出郑家湾去了，把个不会干活只会吃饭的桂花丢给了他。
拉尿头一辈子扛棺材，领养桂花那年，他的“扛”龄已经快达六十年，还继续“扛”而不止，只是在棺材两根竹杠中间连一根横担，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将横担拄一会儿，歇过气来再扛。他越歇，主家便越着急，越着急便越害怕得罪棺材头。棺材总是四个人扛的，号称“四把手”“四把手”若是发起犟来，喊声一，二，三！便将棺材当路一撂；棺材虽说最终入土，路上却是绝对触不得地的，不然死人的灵魂是不得安生的。所以每每遇上棺材头歇担，孝子孝女们哪怕正嚎得天昏地暗，也准会及时地跑来说好话，赔笑脸，阔气点的递红包，寒酸点的递香烟，一支又一支的递，递得“四把手”们的嘴巴里耳朵上横横竖竖都是烟，只差没往鼻孔眼里栽了。
没有死人的日子里，拉尿头就坐在家门口的婆瓜棚下喝酒。那个婆瓜棚上每年都挂着两个婆瓜，不摘，看着它们一天天老去，待秋后摘下锯开做瓜瓢。一条骨牌凳，一张矮竹椅，一撮炒蚕豆，一斤牛尿酒，拉尿头很耐心地一滴一滴地抿酒，也很耐心地一句一句地骂，骂着抿着就过了大半天。
不管是死人和不死人的日子里，桂花总能从拉尿头的骂声中，从那个密不透风的婆瓜棚下游离出来，倚在我家那钉着三百六十枚铜钉的大门上，怯怯地，静静地候着，等着我玩。她不敢进我家屋里来，她怕我妈。郑家湾所有的囡儿甚至所有的女人都忌讳我妈，因为我妈做人做得让人无可挑剔，又偏偏会挑剔别人。
若是我妈上课去了——顺便说一句：我妈是郑家湾小学里的一位很有名望的教师——我便赶忙招手让桂花进来。于是我和她席地而坐，或弹炒豆，或背柿瓤。那时候我们都穿小裤衩衩，坐下时，我早已懂得囡儿家应把哪些地方遮严，可是桂花不懂，常常露出那最不应该露出的部位，这便让我有些看不起，可是她却浑然不觉。
不管弹炒豆还是背柿瓤，我们都用“天来打”来决定谁先来。伸出巴掌朝下是“天”；中指架在食指上是“枪”；竖一个大拇指是“佛”；佛破天，天盖枪，枪打佛，如此轮回。桂花的脑子里没弯弯儿，我故意将手举肩上作枪状，她就以天来盖我，天——来——打！等我将手伸向前面，早已变成了“佛”如此往复，她却不思变。所以只要坐下来一会儿，她的那些炒豆柿瓤全都窸窸窣窣地跑进我兜兜里，赢得我索然无味。
有一天，桂花又来到我们家的大门口。隔着院子，她看见我妈忙碌着的身影，便不敢作声。我怕她走掉，便拉长了声音——我家院子大，不拉长声音就不听不见——招呼道：日昼饭吃了么——？
吃了——！她同样拉长了声音回答，嗓门却细细的。
吃么饭——？那天我妈情绪好，我的话便多了。
粥——她显然是害怕我妈，看起来心不在焉的。
我也吃粥！
我，我吃饭呢——她发觉自己说错了，很认真地纠正道。郑家湾的“饭”是指干饭。那时候吃顿杂粮干饭、菜干饭都很稀罕，躲躲藏藏像做贼一般，吃顿净白米粥也怕人讲话。想到这个，我便多了个心眼：
我吃番薯丝粥呢！
我吃单单白米饭！——桂花说。
我吃单单番薯丝汤！——我来了戏劲，特别大声地说。
为了这句“单单番薯丝汤”从来只会责怪我的妈妈破天荒地夸奖我道：“两银雇句！”意思是我这句话值一两银子，或者是雇人说这句话要花一两银子。虽说那时我还没见过银子，但妈妈的最高赞扬已让我受宠若惊。妈妈还对着我数落桂花道：真个是呆大囡，吃顿白米饭还嚷嚷得整个郑家湾都听得见！
后来我便到妈的学校里上小学了，桂花也想上，拉尿头暴出眼珠子骂：我种你个娘！种死你个娘！想我供你读书，做梦！叫你阴间的亲爸回转来吧！桂花便哀哀地哭，哭得有气无力，却有股韧劲。于是我妈便跑到拉尿头家里去。见了我妈，拉尿头骂人的舌头便缩了进去。妈讲了大道理，又讲了小道理，拉尿头只是不响。妈便拉了张椅子坐下，教桂花“挑花”那是一种不需要花绷的十字绣花，只需五纱六纱地数坯布的经纬，一挑一挑地用针。背面全是短竖竖，正面却全是小xx，无数的小xx聚在一起便成了美丽的花朵了。
当桂花用挑花挑来的钱缴学费缴到五年级时，拉尿头便将她许给了同村的泥水张。泥水张并不姓张，而是姓郑名阿张。郑家湾的囡儿都要走许人、嫁人这条路，所以桂花便默默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泥水张好高好高的个儿，高得像风吹的毛竹弯着腰。一个下雨天，我戴着个箬笠去上学，迎面来了泥水张，我异想天开地想看看他的脸，我的头仰了又仰，箬笠啪的一声掉到背后的泥水地里，还是没望清他的脸。
后来我考上了县里的中学，桂花当然没考上。两个星期后我回到家里，桂花便放下手中的“花”倚在我家的大门上，很生分很羡慕地看着我。我拉了她进来，给她讲我们的县中，讲县中门前的那条金溪，讲金溪尽头的瀑布，和瀑布脚下的观瀑亭。
瓜瓢亭？桂花的双眼便圆了起来，半天一动也不动。我想她长到那么大，肯家只见过瓜瓢没见过亭，郑家湾的女人们，一直到老死也只是见过瓜瓢没见过亭。我比划着向她解释，可是越解释桂花的眼睛便越圆。于是我很想把桂花带到那个要命的亭子里去。可是转头一想，拉尿头虽然不敢种我个娘，但她肯定会“种”得桂花娘不得安生。
寒假里下了场稀罕的大雪，瘦骨嶙峋的郑家湾一夜之间变得又白又胖。我是中学生，总能想出些乡下囡儿想不出的玩意儿来。那天，我避开一湾的人，带着桂花阿眉等几个女友，顺着一条被雪装扮得像白鳗一般的小路，向大麦田前进。一路走着，我一路大呼小叫：雪哪，你是多么伟大，你把肮脏的田野变得这么纯净，你把坎坷的大地变得如此平整！
逃离了妈妈的管束，回避了挑剔的目光，躲开了多嘴的舌头，这世界属于我们，我们不疯更何待！我一下子往雪上躺去，像卷席子一般地卷了起来。阿眉马上学样，而且大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桂花迟疑了一会，显然也抗拒不了诱惑，于是慢慢地躺倒，缓缓地卷了起来。我夸张地笑着，阿眉笑得最尖也最响，桂花也笑，这大概是她一生中唯有一次真正的笑。
起来的时候，我和阿眉扭过来跳过去地拍打身上的雪，忽然看见桂花手掩额角，一脸的愁苦。我问怎么了？她说被埋在雪下的一块石头碰坏了。我望着这一望无际的纯净洁白，怎么也想象不出这里面会有着阴谋，更弄不明白这阴谋就对准桂花而不是对准我和阿眉而来。
很快我们都十六岁了。这一年，泥水张父母递过话来，要在腊月廿六娶桂花过门。媒人站在拉尿头家的屋檐下，等着一个爽爽快快的回音。桂花一门心思挑她的花，好像这种图案式的花对最合适不过了，就是不对媒人吐个好字。拉尿头在一旁把她的妈种了一千次，桂花还是不吭气。拉尿头就差了他的扛棺材徒弟，把嫁到外头的桂花妈给叫来了。
我种死你个娘！拉尿头一见桂花娘就骂。桂花娘也是团脸，兜下巴，只是脸皮比桂花多了些黑油，脑袋后多了个牛屎大的头髻。桂花娘一听拉尿头骂，她不急也不恼，只是悠悠地答道：我娘在黄泥山上压番薯，你老要种请上山吧！“压番薯”是埋葬的意思，而“上山”则是专对死人而言。一句话噎得拉尿头气儿不顺，只是将眼珠子弹得像田螺肉，一旁喘喘着去了。桂花娘便拖了把矮椅，面对面地坐着去数落囡儿。她又是劝，又是骂，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桂花把头低了又低，鼻尖凑着那正在挑的花，像是在嗅花香呢，一边把彩线拉得嗤嗤地响，就是不肯回话。桂花娘急了，望着女儿那兜兜的脸啪啪就是两耳光。桂花还是一声不响，她娘却顿足捶胸地号了起来。拉尿头早已恢复了元气，站在婆瓜棚下抑扬顿挫地骂，一里一外一男一女一高一低二重唱，直闹得郑家湾鸦飞雀散蛋打狗跳。那一天是星期天我刚好在家，我把耳朵掩上放开放开又掩上，最后我躲到了郑家湾小学里，仿佛妈妈的学校是避风港。一抬头，发现泥水张正在给学校那又高又大的围墙抹灰，那围墙后来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豪言壮语——那一天泥水张抹得张牙舞爪且杀气腾腾，连妈妈这么勇敢的人都有点毛骨悚然。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里道：不许跑桂花家去！不许再跟桂花玩！泥水张气恼起来，一灰刀将你脑袋削去半边！为了顾全我这颗脑袋，也为了我的学习，那个下午我便回中学去了。后来听说这么闹了半个月，泥水张却给拉尿头递话道：人家不愿意就拉倒，把帖子退了吧。这句话让我对这位满身蜊灰的师傅刮目相看，以至我后来见了那些高高在手脚架上的泥水工们都肃然起敬。
那一年，郑家湾来了个地质队员的老婆，讲普通话，自称小柳小柳的。郑家湾都姓郑，从来不叫老郑大郑小郑，所以小柳便让我们感到很新鲜。我、阿眉、桂花瞅空就往小柳那儿跑。中学里刚刚教完勘探队员之歌，小柳也会这支歌，这让我们更加喜欢她。我们四个凑在一起便唱这歌，阿眉老是高半个音，桂花永远是慢半拍，就这么高半个音慢半拍，却别有一番韵味，小柳那间小屋常常飞出那骚动的歌声：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林中的鸟向我们报告了黎明。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
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
背起了我们的行装
爬上了层层的山峰
我们怀着无限的希望
为祖国寻找着丰富的矿藏。
一次，桂花问小柳：他们、他们地质队、啊勘探队，都挖出来些什么？石块？铜？铁？又问，都用什么挖？锄头？铁锹？还是用炮轰？小柳只是咯咯地地笑，笑得婀娜杨柳舞春风，却不做正面回答，让人越发心里痒痒的。桂花不笑，却把眼睛瞪圆了，问：勘探队要不要女的？
小柳不笑了，正色道：不要，要不我怎么到郑家湾来？
桂花便微微地叹了口气。半晌，说：你总归比我们有福气。当时我们都莫名其妙，不知这“福气”是指小柳被赶到郑家湾来呢，还是小柳总归是地质队员的老婆？也许是指别的什么东西？小柳怪怪地看了她一眼，好像想说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说。
冬天里，小柳家来了个陌生男人。小柳叫他老谭，说是她丈夫的队友。老谭一脸的坎坷，一身的沧桑。他一句话也没讲，但不知怎么的我已闻出了他那北方汉子的气味。他坐在那里抽烟，一口一口凶凶地将烟“拔”进去，却不见纹丝出来。他用那发黄的指头，将烟灰弹在一个他随身带来的又重又壮的玻璃烟缸里。
桂花怯怯地打量着老谭。终于，她怯怯地问：
你坐过大轮船么？
坐过，老谭答，喉音很重。
你坐过火车么？
坐过。
还坐过飞机么？
坐过，这次就是坐飞机先到上海的。老谭的普通话比我们县广播站的男手播音员不知强多少倍了。
桂花的眼睛圆了，就这么一直圆着，不肯还原。我们的呼吸也有不畅起来。和一个坐过飞机的人坐在一间屋里，我们的呼吸没法子顺畅。
后来的谈话却变得顺畅了。因为老谭问桂花：你是离了婚的吗？我一听就火了，就奋起来辩解，越辩解越糊涂。老谭宽厚地笑笑，做出不与我女孩子计较的模样，然后他很熟练地介绍自己，说在地质队里干了十五年了，结过婚，又离了婚，妻子十分漂亮，十分能干。他说到这里的时候，特意盯了桂花一眼，桂花自知没有那个女人能干、漂亮，便将那双一直圆着的眼睛顺了下去。
老谭继续说：那女人又聪明又漂亮，可是鬼着呢，我长年累月地在山上跟石头打交道，她在城里跟一个男从好上了，别当我蒙在鼓里，我一回家就翻抽屉，翻箱子，最后让我翻出证据来了，一封信！当然她花言巧语一大堆，可我的头却戴不得绿帽子，就这么，离了。
我们便一齐骂那个女人，嫁了那么光荣的地质队员还生二心，真不要脸。
那年放寒假，我前脚刚踏进家门槛，桂花后脚就跟了进来。她的脸红扑扑的，眼睛居然有了水分。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上面印着大红的某某地质勘探队字样。
阿丹，你代我写封回信，桂花说。我问，怎么写？她喃喃了半天，说，照，照那歌上写，再叫他不要累着，不要冻着，再桂花忽然扭昵起来，说你都是高中生了，你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呗。
那时候，我们的口吃班主任天天敲木鱼般地敲着我们：不，不准递条子啰！不，不准逛马路啰！不，不准谈恋爱啰！我们被敲得都像小尼姑了。这下可好了，我可以过过写信瘾。我拿腔作势地拿起钢笔，把肚子里的墨水，统统倒出倒满了三张纸，然后要桂花抄一遍。
桂花紧紧抓住钢笔，一会儿问这字该读什么音，一会儿又问那字该怎么写，还抱怨我的字“画”得像天书，比老师的字还老师。看她写字的样子真把我累死，于是我夺了过来，又重新发挥了一通。
此后我每回一次家，便替她写一封信。我想，我的大作一定让那个北方汉子折服，因为写到了第十二封信的时候，老谭便带了块火红的灯芯绒和两双尼龙袜，来和桂花结婚了。
婚礼就在桂花的闺房里举行。没添任何家具，唯有一对很厚很重的玻璃烟缸摆在桂花的那斑驳的小桌上。然而桂花身上那件火红的灯芯绒就带来一屋的喜气，它烧红了桂花的脸庞，烧得桂花的眼珠子一闪一闪地发光。
两个星期后，我从学校回到郑家湾首先去看她，发现她脸色发灰眼圈发黑，不但没了结婚时的那分喜气，反倒平添了几分丧气。
我惊问：你病了么？桂花摇了摇头，只是挑她的十字花。我忽然吃吃地笑了起来，我早就听人说过“踏门胎”这个词儿，意思是刚踏上新房的门槛就怀孕了。我兴奋地把这个意思嚷了出来。
桂花还是摇头，还是把脑袋俯在花巾上。
要我替你写信吗？我问。桂花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摇得我没了耐心回了家。吃晚饭的时候，妈妈告诉我，桂花结婚的那晚就挨了打。因为闹房的时候，桂花的胸脯被人捏了一把，桂花却“忍”了没吭气。
我问妈是怎么知道的，妈说是桂花隔壁的阿眉娘说的。半夜后，那北方佬在吼：人家都摸捏你了，你为什么不嚷嚷？你为什么不给他一耳光？他侮辱了你同时也侮辱了我！你准是这么被人摸捏惯了的！接着便听见钝钝的声响，也不知打在哪儿了。
我努力回忆桂花的脸，桂花的手，回忆不出哪儿有伤痕。或许，夫妻相打就是这个样子的，不会真的留下什么的。
约莫过了一个学期，那老谭便来郑家湾休探亲假。第二天，阿眉娘去河边洗衣过我家门口时，她把鹅兜一放，人便像鱼儿般游了进来，贴着我妈的耳朵吃吃道：
昨晚又打了！
妈说：半年才回家一趟，亲都亲不过来，为什么要打？
谁晓得呢——那桂花倒是一声不哭，一声不嚷，许是真的做下了什么，被老公压了舌头？
妈说：桂花本来就“忍”读书时，有人在她抽屉里放了条草蛇，吓得她筛糠般抖，偏又不喊，也不告诉老师；你看她“忍”也不“忍”？
阿眉娘道：嫁出去的女儿，就出去呗，留在湾里还不招闲话？
妈说：她走到哪儿去？地质队深山峻岭地走，哪里带得了她？夫家好像又没有人了。妈说到这儿叹了口气。这时候我才想起来，结婚前老谭说过要带她到哈尔滨他老家走一趟，让她坐坐轮船坐坐火车；可后来就没提起了。或许，老谭是怕她见了世面，就不老实了管不住了。
桂花是无路可走的，我想。此刻我急着要看看老谭到底打她打在哪里。我便对妈说，我们去看看她。妈破天荒地很爽快地答应了。
家里只有桂花一个人。她见了我们，很警惕地从花椅上站了起来，那眼睛却是哀哀地垂着。
我仔细打量着她的脸，妈一把捋起她的手臂，一切都完好无缺，甚至连青伤红伤都没有。妈说，桂花，别人都说老谭打你，让我看看，打在哪里了？我替你做主，饶不了他。
没有，他没有打我。桂花惊恐地后退着。
我不信。妈说，阿丹，把门关上；桂花，你是我学生，就像我囡儿一样，来，把褂子扒下。
桂花没动。妈凭她的权威、她的母爱扒了桂花的衣服，还拉下她的长裤，桂花的身子虽然不像缎子般光滑，却也白白嫩嫩的无瑕无斑，一点伤痕都没有。
这样就好，这样我就放心了。妈说。回家的路上，妈说，阿眉娘总是见风就是雨。嘴唇薄稀稀，讲话不用力，编排得还有头有眼的！
第二天妈上课时，正好看见泥水张在学校的后院拌蜊灰。妈的心里一动，便让学生们齐声朗读课文，自己走到教室门口招呼水泥张过去：
你听说了没有，桂花挨她老公打？
听说了。泥水张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是我妈的学生，我妈的学生不管多大了，在我妈面前还是毕恭毕敬的。
你说是真打？还是假打？
都打成那样了，还假得了？
打在哪儿？
头顶呀！那天桂花从我身边经过，我个儿高，一眼看见她的头皮肿了个大包，头发遮不住一条嘴大的口子，也没上药，就这么朝天顶着。
妈恍然大悟。随后就急急忙忙地跑去验伤，然后就逼问桂花，老谭是用什么打的。
烟灰缸。桂花见再也瞞不过了，只得从实招来。
妈拿起那两只笨重的烟灰缸，翻过来，发现底部的棱角都已经砸钝了。
你为什么不说？
桂花不语。“忍”了半晌，突然呜咽了起来：
郑老师，我还有什么可说的，还有什么可说的？
是的，在郑家湾这块土地上，解除一次婚约已经低人三分，结了婚还住在娘家又低了三分，不时地挨丈夫打更是低人三分
桂花死的消息，我当时一点都不知道。那时我正在对付高考，郑家湾对于我已经不像往日那么重要了。等考结束回了家，阿眉告诉我说，桂花是小产死的。先是流血不止，她“忍”大概她以为熬熬就熬过去了，后来实在熬不住了，就躺到床上去。阿眉那天去看她，拉尿头正坐在婆瓜棚下，抿一口酒，骂一声我种你个娘！她骂桂花饭也不做了，还让他八十大几的人伺候她。拉尿头牙齿掉得差不多了，骂起人来口齿不清，但骂锋不减当年。阿眉进屋，发现挑十字花的矮椅上，烧饭的板凳旁，床上床下全是血。阿眉吓坏了，慌忙推床上的桂花，人已经冷了。
桂花娘来了，老谭也来了，此起彼伏地哭，谁也不理谁。人们后来一想，他们本来就互相不认识，所以也用不着谁理谁。出丧的那天，拉尿头坚持要亲自扛棺材，只是他毕竟八十有五了，龙钟得让人觉得滑稽。扛几步，便用硬木拄棍拄一会，风箱般地喘气。老谭只管自己抽烟，却不晓得给“四把手”们递烟，更不晓得递红包，那棺材便越发摇摇晃晃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嘭的一声，桂花被掼到地上去了。
“四把手”们便站直了身子休息。在扛棺材途中“四把手”能站直了身子休息，这在郑家湾的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展开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