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和我们
离家不远有一所学校，专供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读书。偶尔，我从学校门前经过，耳畔总会传来孔子的话语：“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诲焉。”孔子温和而坚韧的一视同仁令我感怀；“品学兼优”四字则激起我略带沉重的思索。翻检记忆，蓦然发现潜意识里，贫困生是必须与品学兼优画等号的。“我们”固执地认为，匮乏只能是你的动力，你若为贫困击倒，就不配“我们”的救助。我有些惶惑；我知道贫困会怎样把人折磨成一具活尸。
初中时班上有一个同学，父母重病缠身，全家依赖微薄的救济金度日。由于营养不良，他瘦如枯柴，矮小的躯体长年蜷缩于脏兮兮的校服。他很穷，穷到检别人摔碎的镜片看黑板的程度；他很封闭，不会主动走近谁，那碎片映射出的影像，仿佛是他的整个世界。不能说同学们鄙薄他，但的确，他与大多数人很远很远--从衣着到思维方式。“我们”也会找他“帮忙”那是为了逃避值日，付给他一毛钱李代桃僵“我们”心安理得。老师自然非常关照他，学费全免，补课费也不收，还经常在课堂上公开鼓励他，最常说的话是“人穷志不穷”但他的成绩永远是倒数几位，无论“我们”如何“恨铁不成钢”他只是逐渐屈从命运。就这样他进入中专，我没见过他。后来听说内向的他工作没有着落，只能呆在家里，神经慢慢出了问题。再后来有同学去他家探访，未及敲门，透过窗户见他手举菜刀，呆滞地坐在床沿。同学转身逃跑
一股悲哀向我涌来，我想象那个场景，也想起约翰多恩的诗句（李敖译）——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一片，要为本土应卯。那便是一块土地，那便是一方海角，那便是一座庄园，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一旦海水冲走，欧洲就要变小。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丧钟在为谁敲，我本茫然不晓，不为幽明永隔，它正为你哀悼。
诗句紧紧敲打心扉，我若有所悟。包括老师在内，当年“我们”给予了他一些帮助，但他依然是他“我们”依然是“我们”观念根深蒂固“我们”何曾做过反思？一遍遍重复穷困的磨砺作用的“我们”真正关注他内心的苦楚吗？“我们”用歧视贫困的态度鼓励他（即人为凸现他的贫困身份，强化他的贫困意识），没料到这根毒针深深刺伤了他。不要说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在奋斗，也在被淹没--被“我们”有意无意的歧视淹没。将贫穷和贫穷者分开会好些吗？无济于事：贫穷就附着在贫穷者身上，关键是歧视本身就是错误。贫穷是吃人的，既然“我们”把憎恶、歧视视作摆脱它的最佳动力，又怎能收获正常的人性？
更令我不安的是，不知何时开始，学生也被分成三六五等。据说，全国的“差生”有5000万。这其中确有纨绔子弟，但我相信更多的是穷孩子。难道仅仅因为个人的渺小无力达到品学兼优“他们”便要被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吗？或许是我过苛，教育者也有苦衷。何况，这类学校的建立，至少说明日益疯狂的社会尚未全盘抛弃自己的义务。可悲的是履行义务的方式：先剔除“差生”再将幸运儿从大众中剥离，送上“孤岛”“我们”容不得贫穷，要拯救贫穷，于是突出贫穷以显示“恩惠”学校的围墙不仅是抵挡失学的堤坝，也成为划分“他们”和“我们”的栅栏。“我们”生活于灯红酒绿，而“他们”生活于“我们”所营造的菁菁校园。“他们”和“我们”其实是隔膜的，作为高傲的施与者“我们”缺乏耐性去体会媒体的闪光灯背后“他们”那一颗颗脆弱而倔强的灵魂。
和“民工子弟学校”相比“他们”终究是城里人，还是“我们”民工子弟才是不折不扣的“他们”对“民工子弟学校”这个名词，我一直况味复杂。电视里介绍过这些学校，我的第一印 象是脏乱差。但那张张童稚的脸孔，已然满足。那一刻，我眼眶湿润。每天清晨，沐浴着同一片阳光，唱响同一首国歌，升起同一面国旗，为何连旗杆都强调“他们”的户口和身份？我理解办学者的苦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所敬重的小学语文老师，曾按住班上外地同学（刺耳的称呼是“乡下人”）的脑袋，狠狠砸向墙壁。歧视无处不在。正规学校拒收这些共和国的小公民“我们”的国度不让“他们”享受应有的国民待遇。所以，与其让“他们”置身歧视的汪洋，不如划一块地方，好歹有书读。“我们”和“他们”最古老的云泥之别，成了目前唯一可行的保障。
我要问：这是为什么？仰望我们头上的星空，体察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谁能给出解释？
我提醒自己，切莫过激，那会伤害理智。尤其在把现象推向理论高度时，我担心它异化成专制思想，担心有朝一日竟相信眼前的恶是走向伊甸园的必要代价，担心变成赫尔岑所察觉到的巴枯宁：憎恨抽象的奴役、压迫、伪善、贫穷，对显现这些东西的具体例证，却并无实际厌恶。
可我忍不住怀旧，怀念那个古老的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那时，金色的夕阳洒向背着书包的我们，我们都是木头人，不分彼此。真的不分彼此吗？假设“专政对象”不属于人类，那么是的。我能接受这样的“他们”和“我们”吗？
我再次提醒自己，切莫美化过去。有人留恋人民公社、上山下乡、一大二公，认为这些伟大理想今人无法理解。我尊重崇高的怀旧情结，同时又想起那个初中同学。他如果生活在三四十年前，某个“右派”亲戚可能牵连他；三年灾害可能照样摧毁他的发育；他母亲为别人做些针线活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成分”可能将他打入更深的地狱；他可能不得不背井离乡，或者死于某场武斗每一次动荡，受苦最深的是普通民众。
竟是死地！我恍惚觉得四周布满坟墓，浓重的呼吸穿梭于尸骸间，终归沉寂。我唯有献上花圈，权充希望的色彩。身旁枯树上的老枭忽然变得凄厉，一声嘶鸣冲破阴霾长空。它惊醒了我。不该绝望的，要与虚无抗争。幸好，一些伟大人物的伟大心灵浸染着我：孔子、孟子、鲁迅、胡适、康德、卢梭、赫尔岑，等等。我记得萨特的箴言：“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太多的事实告诉我，过去不是黄金世界，不是天堂；未来，也不会是。美化苦难，是犯罪；硬说苦难带来财富，是呓语。倘若我们的文化只能奠基于脆弱、偏执之上，倘若我们的文化偏爱幻化往昔，倘若我们的文化热衷歌颂贫穷，倘若我们的文化不肯直面血淋淋的历史与现实，它终将奄奄一息。
是的，商业化越来越背离我的趣味，世俗化越来越暴露其庸俗化的本质，但我仍拒绝赞美过去。无论如何，正是今天，很多迷梦被打破，我们愈发深刻认识到，贫困不等于纯洁，它往往与愚昧、专制联姻。缓解的方法不应是仇视、暴行，乃至对贫困反面的歧视。出于对贫困根源的愤怒，不能变作贬低世俗生活。我想说，在伪理想主义已经展示了它的全部罪恶与丑恶之后，我们这代人理应对公正的真实内涵有更为清晰和坚定的认识。今天的“他们”和“我们”比那时离人类的本真更近，更有成为新文明起点的希望。
在此，请允许我套用马丁路德金的句式：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不再有“他们”和“我们”的人为区别。我第三次提醒自己小心，理想是个人的，是有限度的，不要太高调。我谨慎地观察着社会，小心翼翼地表述我的梦想。
夕阳又笼罩下来，孩子们背着书包飞舞在金色余晖里走过二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我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 展开全部内容
初中时班上有一个同学，父母重病缠身，全家依赖微薄的救济金度日。由于营养不良，他瘦如枯柴，矮小的躯体长年蜷缩于脏兮兮的校服。他很穷，穷到检别人摔碎的镜片看黑板的程度；他很封闭，不会主动走近谁，那碎片映射出的影像，仿佛是他的整个世界。不能说同学们鄙薄他，但的确，他与大多数人很远很远--从衣着到思维方式。“我们”也会找他“帮忙”那是为了逃避值日，付给他一毛钱李代桃僵“我们”心安理得。老师自然非常关照他，学费全免，补课费也不收，还经常在课堂上公开鼓励他，最常说的话是“人穷志不穷”但他的成绩永远是倒数几位，无论“我们”如何“恨铁不成钢”他只是逐渐屈从命运。就这样他进入中专，我没见过他。后来听说内向的他工作没有着落，只能呆在家里，神经慢慢出了问题。再后来有同学去他家探访，未及敲门，透过窗户见他手举菜刀，呆滞地坐在床沿。同学转身逃跑
一股悲哀向我涌来，我想象那个场景，也想起约翰多恩的诗句（李敖译）——
没有人能自全，没有人是孤岛，每个人都是大陆一片，要为本土应卯。那便是一块土地，那便是一方海角，那便是一座庄园，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一旦海水冲走，欧洲就要变小。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与生灵共老。丧钟在为谁敲，我本茫然不晓，不为幽明永隔，它正为你哀悼。
诗句紧紧敲打心扉，我若有所悟。包括老师在内，当年“我们”给予了他一些帮助，但他依然是他“我们”依然是“我们”观念根深蒂固“我们”何曾做过反思？一遍遍重复穷困的磨砺作用的“我们”真正关注他内心的苦楚吗？“我们”用歧视贫困的态度鼓励他（即人为凸现他的贫困身份，强化他的贫困意识），没料到这根毒针深深刺伤了他。不要说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在奋斗，也在被淹没--被“我们”有意无意的歧视淹没。将贫穷和贫穷者分开会好些吗？无济于事：贫穷就附着在贫穷者身上，关键是歧视本身就是错误。贫穷是吃人的，既然“我们”把憎恶、歧视视作摆脱它的最佳动力，又怎能收获正常的人性？
更令我不安的是，不知何时开始，学生也被分成三六五等。据说，全国的“差生”有5000万。这其中确有纨绔子弟，但我相信更多的是穷孩子。难道仅仅因为个人的渺小无力达到品学兼优“他们”便要被排斥在正规教育之外吗？或许是我过苛，教育者也有苦衷。何况，这类学校的建立，至少说明日益疯狂的社会尚未全盘抛弃自己的义务。可悲的是履行义务的方式：先剔除“差生”再将幸运儿从大众中剥离，送上“孤岛”“我们”容不得贫穷，要拯救贫穷，于是突出贫穷以显示“恩惠”学校的围墙不仅是抵挡失学的堤坝，也成为划分“他们”和“我们”的栅栏。“我们”生活于灯红酒绿，而“他们”生活于“我们”所营造的菁菁校园。“他们”和“我们”其实是隔膜的，作为高傲的施与者“我们”缺乏耐性去体会媒体的闪光灯背后“他们”那一颗颗脆弱而倔强的灵魂。
和“民工子弟学校”相比“他们”终究是城里人，还是“我们”民工子弟才是不折不扣的“他们”对“民工子弟学校”这个名词，我一直况味复杂。电视里介绍过这些学校，我的第一印 象是脏乱差。但那张张童稚的脸孔，已然满足。那一刻，我眼眶湿润。每天清晨，沐浴着同一片阳光，唱响同一首国歌，升起同一面国旗，为何连旗杆都强调“他们”的户口和身份？我理解办学者的苦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所敬重的小学语文老师，曾按住班上外地同学（刺耳的称呼是“乡下人”）的脑袋，狠狠砸向墙壁。歧视无处不在。正规学校拒收这些共和国的小公民“我们”的国度不让“他们”享受应有的国民待遇。所以，与其让“他们”置身歧视的汪洋，不如划一块地方，好歹有书读。“我们”和“他们”最古老的云泥之别，成了目前唯一可行的保障。
我要问：这是为什么？仰望我们头上的星空，体察我们心中的道德律，谁能给出解释？
我提醒自己，切莫过激，那会伤害理智。尤其在把现象推向理论高度时，我担心它异化成专制思想，担心有朝一日竟相信眼前的恶是走向伊甸园的必要代价，担心变成赫尔岑所察觉到的巴枯宁：憎恨抽象的奴役、压迫、伪善、贫穷，对显现这些东西的具体例证，却并无实际厌恶。
可我忍不住怀旧，怀念那个古老的游戏：我们都是木头人那时，金色的夕阳洒向背着书包的我们，我们都是木头人，不分彼此。真的不分彼此吗？假设“专政对象”不属于人类，那么是的。我能接受这样的“他们”和“我们”吗？
我再次提醒自己，切莫美化过去。有人留恋人民公社、上山下乡、一大二公，认为这些伟大理想今人无法理解。我尊重崇高的怀旧情结，同时又想起那个初中同学。他如果生活在三四十年前，某个“右派”亲戚可能牵连他；三年灾害可能照样摧毁他的发育；他母亲为别人做些针线活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成分”可能将他打入更深的地狱；他可能不得不背井离乡，或者死于某场武斗每一次动荡，受苦最深的是普通民众。
竟是死地！我恍惚觉得四周布满坟墓，浓重的呼吸穿梭于尸骸间，终归沉寂。我唯有献上花圈，权充希望的色彩。身旁枯树上的老枭忽然变得凄厉，一声嘶鸣冲破阴霾长空。它惊醒了我。不该绝望的，要与虚无抗争。幸好，一些伟大人物的伟大心灵浸染着我：孔子、孟子、鲁迅、胡适、康德、卢梭、赫尔岑，等等。我记得萨特的箴言：“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太多的事实告诉我，过去不是黄金世界，不是天堂；未来，也不会是。美化苦难，是犯罪；硬说苦难带来财富，是呓语。倘若我们的文化只能奠基于脆弱、偏执之上，倘若我们的文化偏爱幻化往昔，倘若我们的文化热衷歌颂贫穷，倘若我们的文化不肯直面血淋淋的历史与现实，它终将奄奄一息。
是的，商业化越来越背离我的趣味，世俗化越来越暴露其庸俗化的本质，但我仍拒绝赞美过去。无论如何，正是今天，很多迷梦被打破，我们愈发深刻认识到，贫困不等于纯洁，它往往与愚昧、专制联姻。缓解的方法不应是仇视、暴行，乃至对贫困反面的歧视。出于对贫困根源的愤怒，不能变作贬低世俗生活。我想说，在伪理想主义已经展示了它的全部罪恶与丑恶之后，我们这代人理应对公正的真实内涵有更为清晰和坚定的认识。今天的“他们”和“我们”比那时离人类的本真更近，更有成为新文明起点的希望。
在此，请允许我套用马丁路德金的句式：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不再有“他们”和“我们”的人为区别。我第三次提醒自己小心，理想是个人的，是有限度的，不要太高调。我谨慎地观察着社会，小心翼翼地表述我的梦想。
夕阳又笼罩下来，孩子们背着书包飞舞在金色余晖里走过二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我不能不是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 展开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