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出路
文人无用，自古及今，已成定论。说文人无用，是文人自己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等等，已经把文人说得入肉入骨、痛彻肺腑了。
文人无用是文人角色的的悲哀，势所必然的。何故？因为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人们把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放在了文人身上，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文人的本色，又决定了文人“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所以文人往往空有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而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不仅社会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于是文人被压得喘不过气，压抑久了，也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有用起来。事实上，历史上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也不多见。于是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文人：
一种是改行做政客。但以书生的本色来参与政治，大抵没有什么好下场。像汉景帝时的晁错，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招来了七国联合叛乱，还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晁错就成了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他死得冤枉，源于他的书生本质，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过大功的李斯，就是因为留着读书人的一丝丝正直和诚实，轻易就中了赵高之计，结果也弄了个全族覆没。至于直接走上帝王位置的南唐李后主，他至死也脱不掉书生的臭脾气，就是在离开自己的都城时还要作“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一种是改行做侠客。这简直就成了文人的孜孜以求。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式之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池方面颇有建树。历代文人中，宋代词人辛弃疾也是一员猛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其他想做侠客的还有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其后谭嗣同、秋瑾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然而，侠客的长剑实在也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的侠客梦最终以无数次的殉难而告破灭。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留传至今，无非就是留下了一个以死酬知己的美名。
由此看来，以文人的天赋去做政客和侠客，实在太危险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文人若要一味正直前行，许多悲剧便因此产生。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我想，文人既然无用，那么选择文人的出路，最安全最太平的，还是干脆做个看客。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时，文人也可以慷慨激昂，用他们的舌，用他们的笔，群起而批评之，装出殒身不恤的模样。像唐代诗人贾岛那样，说说“十年磨一剑，霜刀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像大诗人苏轼那样，虽一生也未亲临过战场，但照样可以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虽不顶什么屁事，但也壮烈得像模像样。我们的鲁迅先生就更聪明，干脆把自己的笔说成是“匕首和投枪”做了个高级的看客，照样也能获得“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呢。 文人无用，自古及今，已成定论。说文人无用，是文人自己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等等，已经把文人说得入肉入骨、痛彻肺腑了。
文人无用是文人角色的的悲哀，势所必然的。何故？因为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人们把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放在了文人身上，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文人的本色，又决定了文人“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所以文人往往空有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而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不仅社会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于是文人被压得喘不过气，压抑久了，也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有用起来。事实上，历史上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也不多见。于是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文人：
一种是改行做政客。但以书生的本色来参与政治，大抵没有什么好下场。像汉景帝时的晁错，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招来了七国联合叛乱，还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晁错就成了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他死得冤枉，源于他的书生本质，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过大功的李斯，就是因为留着读书人的一丝丝正直和诚实，轻易就中了赵高之计，结果也弄了个全族覆没。至于直接走上帝王位置的南唐李后主，他至死也脱不掉书生的臭脾气，就是在离开自己的都城时还要作“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一种是改行做侠客。这简直就成了文人的孜孜以求。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式之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池方面颇有建树。历代文人中，宋代词人辛弃疾也是一员猛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其他想做侠客的还有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其后谭嗣同、秋瑾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然而，侠客的长剑实在也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的侠客梦最终以无数次的殉难而告破灭。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留传至今，无非就是留下了一个以死酬知己的美名。
由此看来，以文人的天赋去做政客和侠客，实在太危险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文人若要一味正直前行，许多悲剧便因此产生。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我想，文人既然无用，那么选择文人的出路，最安全最太平的，还是干脆做个看客。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时，文人也可以慷慨激昂，用他们的舌，用他们的笔，群起而批评之，装出殒身不恤的模样。像唐代诗人贾岛那样，说说“十年磨一剑，霜刀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像大诗人苏轼那样，虽一生也未亲临过战场，但照样可以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虽不顶什么屁事，但也壮烈得像模像样。我们的鲁迅先生就更聪明，干脆把自己的笔说成是“匕首和投枪”做了个高级的看客，照样也能获得“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呢。 展开全部内容
文人无用是文人角色的的悲哀，势所必然的。何故？因为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人们把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放在了文人身上，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文人的本色，又决定了文人“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所以文人往往空有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而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不仅社会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于是文人被压得喘不过气，压抑久了，也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有用起来。事实上，历史上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也不多见。于是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文人：
一种是改行做政客。但以书生的本色来参与政治，大抵没有什么好下场。像汉景帝时的晁错，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招来了七国联合叛乱，还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晁错就成了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他死得冤枉，源于他的书生本质，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过大功的李斯，就是因为留着读书人的一丝丝正直和诚实，轻易就中了赵高之计，结果也弄了个全族覆没。至于直接走上帝王位置的南唐李后主，他至死也脱不掉书生的臭脾气，就是在离开自己的都城时还要作“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一种是改行做侠客。这简直就成了文人的孜孜以求。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式之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池方面颇有建树。历代文人中，宋代词人辛弃疾也是一员猛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其他想做侠客的还有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其后谭嗣同、秋瑾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然而，侠客的长剑实在也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的侠客梦最终以无数次的殉难而告破灭。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留传至今，无非就是留下了一个以死酬知己的美名。
由此看来，以文人的天赋去做政客和侠客，实在太危险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文人若要一味正直前行，许多悲剧便因此产生。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我想，文人既然无用，那么选择文人的出路，最安全最太平的，还是干脆做个看客。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时，文人也可以慷慨激昂，用他们的舌，用他们的笔，群起而批评之，装出殒身不恤的模样。像唐代诗人贾岛那样，说说“十年磨一剑，霜刀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像大诗人苏轼那样，虽一生也未亲临过战场，但照样可以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虽不顶什么屁事，但也壮烈得像模像样。我们的鲁迅先生就更聪明，干脆把自己的笔说成是“匕首和投枪”做了个高级的看客，照样也能获得“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呢。 文人无用，自古及今，已成定论。说文人无用，是文人自己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等等，已经把文人说得入肉入骨、痛彻肺腑了。
文人无用是文人角色的的悲哀，势所必然的。何故？因为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这种道德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和要求，人们把治国平天下的使命放在了文人身上，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文人的本色，又决定了文人“空有相怜意，却无相怜计”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无能为力，所以文人往往空有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而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不仅社会对他们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
于是文人被压得喘不过气，压抑久了，也想方设法让自己变得有用起来。事实上，历史上纯粹以文为职业的文人也不多见。于是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文人：
一种是改行做政客。但以书生的本色来参与政治，大抵没有什么好下场。像汉景帝时的晁错，试图用武力和法令直接削藩，结果招来了七国联合叛乱，还打出了“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晁错就成了一场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他死得冤枉，源于他的书生本质，只知忠诚却不知忠须有道，锋芒太露不知迂徐婉转，触人太多不知多结善缘。为秦始皇统一中国立过大功的李斯，就是因为留着读书人的一丝丝正直和诚实，轻易就中了赵高之计，结果也弄了个全族覆没。至于直接走上帝王位置的南唐李后主，他至死也脱不掉书生的臭脾气，就是在离开自己的都城时还要作“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一种是改行做侠客。这简直就成了文人的孜孜以求。既做文人，又做侠客，便成了几千年来的人格理想。远古时代的墨家学派就不必说了，现在一般认为侠即出于墨家。就是讲究修身养性的儒家，也不乏勇式之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就是好剑之徒，在攻城掠池方面颇有建树。历代文人中，宋代词人辛弃疾也是一员猛将，组织义军抗金，闯军营擒叛徒如入无人之境。唐代大诗文家皮日休也曾参加过黄巢起义。其他想做侠客的还有曹植、陶潜、李白、陆游等，其后谭嗣同、秋瑾以及南社的许多诗人都倡侠行侠，甚至以侠自名，以示任侠的决心。然而，侠客的长剑实在也无法替文人开辟出一片净土，文人的侠客梦最终以无数次的殉难而告破灭。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留传至今，无非就是留下了一个以死酬知己的美名。
由此看来，以文人的天赋去做政客和侠客，实在太危险了！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给人规定好了位置，个人的挣扎根本无能为力，文人若要一味正直前行，许多悲剧便因此产生。因此，在允许的自由度内，选定自己的位置应该是很重要的。
我想，文人既然无用，那么选择文人的出路，最安全最太平的，还是干脆做个看客。每当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时，文人也可以慷慨激昂，用他们的舌，用他们的笔，群起而批评之，装出殒身不恤的模样。像唐代诗人贾岛那样，说说“十年磨一剑，霜刀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像大诗人苏轼那样，虽一生也未亲临过战场，但照样可以高唱“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虽不顶什么屁事，但也壮烈得像模像样。我们的鲁迅先生就更聪明，干脆把自己的笔说成是“匕首和投枪”做了个高级的看客，照样也能获得“革命家”、“政治家”的称号呢。 展开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