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做螺丝钉
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做小学生，不知道是不是校规，每天都要随集体起立唱歌。有些调调至今记得，歌词也零零碎碎刻入脑海，偶尔还会闪现，那句“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就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一个原因是我学生时代特别倒霉，经常摊上摇摇欲坠的椅子，让我充分体会到螺丝钉的重要性。
另一个原因不太好意思讲。我是好孩子，师长说人要活得有价值，我举双手赞成，可又缺乏信心，担忧将来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够。做颗螺丝钉就省心啦：未来是确定的，不再需要劳神规划，反正一切有国家替我安排，装到哪儿就在哪儿安生呆着；思想政治方面也得到保障，螺丝钉整齐划一，大脑便是螺帽，服从钳子即可，根本不必浪费脑细胞思考。所虑者有两点。第一，使钳子的人用力过猛咋办？不过革命事业哪有不牺牲的？第二，据说我家有秃顶病史，治疗还来不及“放光芒”实在有损形象。得承认，这种深层次动机的曝光，来源于事后总结。我不是先知或神童，相反“做颗革命的螺丝钉”之类的神圣目标很能抚慰我幼小怯懦的心灵。我们的教育也很鼓励小孩子立志做螺丝钉，自从学了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根据教学大纲，我至少写过铺路石赞路灯赞，搞得颇有烈士气概。
因为这些缘故，我唱歌时调门拉得极高，陶醉在“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仙境中。直到初中，上讲台领唱的同桌痛斥我声音突兀，把一场好端端的合唱搅成恐怖的狼嚎。同桌是我的单恋对象，温婉可人，一念之差我收敛了嗓子，专心琢磨怎样俘获芳心列宁批评斯大林说，这个格鲁吉亚人出于某种心理，沙文主义情绪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大俄罗斯。这方面我曾和斯大林不相上下，幸亏听从漂亮女生的提醒及时改正，长大了又没有走上领导岗位。
必须郑重声明的是，虽然耳根偏软，我依然是爱国青年。这意味着要我做螺丝钉也不是没条件的：你得让我相信，成为一个毫无个性任凭使唤的工具，对自己有好处，也有利于为祖国多作贡献。尽管本人私心是重了点，但如果杀了我世界能和平，或至少中国崛起，我敢诅咒发誓宁愿支付生命。
遗憾的是人踏入社会后难免变得圆滑，会根据过往经验判断某些说法可不可靠。我也不例外。老妈几年前下岗，为了避免老太太触及伤心事，我没问过领导上拿出的理由是什么。不过那阵子媒体上编了套说辞，大家耳熟能详，领导上无非重复那些好话，我也不搬弄了。这事令我耿耿于怀。当时我正长身体，可家庭收入拮据，害得我营养失调横向发展，导致无可挽回的虚胖。旧账重提，倒不是要领导上为我的体形负责，只是想到每每换了新椅子，自己总许诺好好爱护，实际上上课开小差常把螺丝钉拧进去拧出来，有的干脆弄没了。众所周知，这是一种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但螺丝钉不是工具吗，谁会为一颗螺丝钉的不幸遭遇打抱不平呢？
既然自己都不能善待螺丝钉，似乎很难指望做了螺丝钉后主人善待我。这当然是小人之心，但我还是冒险做出决定：不做螺丝钉。
故事讲到这儿该结束了——犬儒主义地结束了，然而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恍惚起来。
今年妹妹参加高考，作为“过来人”为她填志愿出谋划策责无旁贷。起初我还胸有成竹，逐渐才发现局势今非昔比“老子当年如何如何”不管用了，于是老老实实收看教育频道，聆听专家解读。中途撒了泡尿，回来后老爸告诉我刚刚有考生咨询某校有哪些专业，校长大人曰：“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老爸是厚道人，我是吝啬鬼，都没踹电视屏幕，但着实胸闷，竟产生了幻觉。我问公车售票员：“你们停靠哪些站点？”他跟我说：“道路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站点。”凭常识，我断定这人具体业务不熟，故意拿大废话压人，所以尽管他神情庄重，我还是忍不住报以老拳；并且冲进教育机构质问：为什么大学校长和售票员的思维模式，依旧停滞在高瞻远瞩的小学阶段？ 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做小学生，不知道是不是校规，每天都要随集体起立唱歌。有些调调至今记得，歌词也零零碎碎刻入脑海，偶尔还会闪现，那句“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就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一个原因是我学生时代特别倒霉，经常摊上摇摇欲坠的椅子，让我充分体会到螺丝钉的重要性。
另一个原因不太好意思讲。我是好孩子，师长说人要活得有价值，我举双手赞成，可又缺乏信心，担忧将来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够。做颗螺丝钉就省心啦：未来是确定的，不再需要劳神规划，反正一切有国家替我安排，装到哪儿就在哪儿安生呆着；思想政治方面也得到保障，螺丝钉整齐划一，大脑便是螺帽，服从钳子即可，根本不必浪费脑细胞思考。所虑者有两点。第一，使钳子的人用力过猛咋办？不过革命事业哪有不牺牲的？第二，据说我家有秃顶病史，治疗还来不及“放光芒”实在有损形象。得承认，这种深层次动机的曝光，来源于事后总结。我不是先知或神童，相反“做颗革命的螺丝钉”之类的神圣目标很能抚慰我幼小怯懦的心灵。我们的教育也很鼓励小孩子立志做螺丝钉，自从学了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根据教学大纲，我至少写过铺路石赞路灯赞，搞得颇有烈士气概。
因为这些缘故，我唱歌时调门拉得极高，陶醉在“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仙境中。直到初中，上讲台领唱的同桌痛斥我声音突兀，把一场好端端的合唱搅成恐怖的狼嚎。同桌是我的单恋对象，温婉可人，一念之差我收敛了嗓子，专心琢磨怎样俘获芳心列宁批评斯大林说，这个格鲁吉亚人出于某种心理，沙文主义情绪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大俄罗斯。这方面我曾和斯大林不相上下，幸亏听从漂亮女生的提醒及时改正，长大了又没有走上领导岗位。
必须郑重声明的是，虽然耳根偏软，我依然是爱国青年。这意味着要我做螺丝钉也不是没条件的：你得让我相信，成为一个毫无个性任凭使唤的工具，对自己有好处，也有利于为祖国多作贡献。尽管本人私心是重了点，但如果杀了我世界能和平，或至少中国崛起，我敢诅咒发誓宁愿支付生命。
遗憾的是人踏入社会后难免变得圆滑，会根据过往经验判断某些说法可不可靠。我也不例外。老妈几年前下岗，为了避免老太太触及伤心事，我没问过领导上拿出的理由是什么。不过那阵子媒体上编了套说辞，大家耳熟能详，领导上无非重复那些好话，我也不搬弄了。这事令我耿耿于怀。当时我正长身体，可家庭收入拮据，害得我营养失调横向发展，导致无可挽回的虚胖。旧账重提，倒不是要领导上为我的体形负责，只是想到每每换了新椅子，自己总许诺好好爱护，实际上上课开小差常把螺丝钉拧进去拧出来，有的干脆弄没了。众所周知，这是一种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但螺丝钉不是工具吗，谁会为一颗螺丝钉的不幸遭遇打抱不平呢？
既然自己都不能善待螺丝钉，似乎很难指望做了螺丝钉后主人善待我。这当然是小人之心，但我还是冒险做出决定：不做螺丝钉。
故事讲到这儿该结束了——犬儒主义地结束了，然而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恍惚起来。
今年妹妹参加高考，作为“过来人”为她填志愿出谋划策责无旁贷。起初我还胸有成竹，逐渐才发现局势今非昔比“老子当年如何如何”不管用了，于是老老实实收看教育频道，聆听专家解读。中途撒了泡尿，回来后老爸告诉我刚刚有考生咨询某校有哪些专业，校长大人曰：“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老爸是厚道人，我是吝啬鬼，都没踹电视屏幕，但着实胸闷，竟产生了幻觉。我问公车售票员：“你们停靠哪些站点？”他跟我说：“道路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站点。”凭常识，我断定这人具体业务不熟，故意拿大废话压人，所以尽管他神情庄重，我还是忍不住报以老拳；并且冲进教育机构质问：为什么大学校长和售票员的思维模式，依旧停滞在高瞻远瞩的小学阶段？ 展开全部内容
另一个原因不太好意思讲。我是好孩子，师长说人要活得有价值，我举双手赞成，可又缺乏信心，担忧将来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够。做颗螺丝钉就省心啦：未来是确定的，不再需要劳神规划，反正一切有国家替我安排，装到哪儿就在哪儿安生呆着；思想政治方面也得到保障，螺丝钉整齐划一，大脑便是螺帽，服从钳子即可，根本不必浪费脑细胞思考。所虑者有两点。第一，使钳子的人用力过猛咋办？不过革命事业哪有不牺牲的？第二，据说我家有秃顶病史，治疗还来不及“放光芒”实在有损形象。得承认，这种深层次动机的曝光，来源于事后总结。我不是先知或神童，相反“做颗革命的螺丝钉”之类的神圣目标很能抚慰我幼小怯懦的心灵。我们的教育也很鼓励小孩子立志做螺丝钉，自从学了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根据教学大纲，我至少写过铺路石赞路灯赞，搞得颇有烈士气概。
因为这些缘故，我唱歌时调门拉得极高，陶醉在“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仙境中。直到初中，上讲台领唱的同桌痛斥我声音突兀，把一场好端端的合唱搅成恐怖的狼嚎。同桌是我的单恋对象，温婉可人，一念之差我收敛了嗓子，专心琢磨怎样俘获芳心列宁批评斯大林说，这个格鲁吉亚人出于某种心理，沙文主义情绪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大俄罗斯。这方面我曾和斯大林不相上下，幸亏听从漂亮女生的提醒及时改正，长大了又没有走上领导岗位。
必须郑重声明的是，虽然耳根偏软，我依然是爱国青年。这意味着要我做螺丝钉也不是没条件的：你得让我相信，成为一个毫无个性任凭使唤的工具，对自己有好处，也有利于为祖国多作贡献。尽管本人私心是重了点，但如果杀了我世界能和平，或至少中国崛起，我敢诅咒发誓宁愿支付生命。
遗憾的是人踏入社会后难免变得圆滑，会根据过往经验判断某些说法可不可靠。我也不例外。老妈几年前下岗，为了避免老太太触及伤心事，我没问过领导上拿出的理由是什么。不过那阵子媒体上编了套说辞，大家耳熟能详，领导上无非重复那些好话，我也不搬弄了。这事令我耿耿于怀。当时我正长身体，可家庭收入拮据，害得我营养失调横向发展，导致无可挽回的虚胖。旧账重提，倒不是要领导上为我的体形负责，只是想到每每换了新椅子，自己总许诺好好爱护，实际上上课开小差常把螺丝钉拧进去拧出来，有的干脆弄没了。众所周知，这是一种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但螺丝钉不是工具吗，谁会为一颗螺丝钉的不幸遭遇打抱不平呢？
既然自己都不能善待螺丝钉，似乎很难指望做了螺丝钉后主人善待我。这当然是小人之心，但我还是冒险做出决定：不做螺丝钉。
故事讲到这儿该结束了——犬儒主义地结束了，然而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恍惚起来。
今年妹妹参加高考，作为“过来人”为她填志愿出谋划策责无旁贷。起初我还胸有成竹，逐渐才发现局势今非昔比“老子当年如何如何”不管用了，于是老老实实收看教育频道，聆听专家解读。中途撒了泡尿，回来后老爸告诉我刚刚有考生咨询某校有哪些专业，校长大人曰：“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老爸是厚道人，我是吝啬鬼，都没踹电视屏幕，但着实胸闷，竟产生了幻觉。我问公车售票员：“你们停靠哪些站点？”他跟我说：“道路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站点。”凭常识，我断定这人具体业务不熟，故意拿大废话压人，所以尽管他神情庄重，我还是忍不住报以老拳；并且冲进教育机构质问：为什么大学校长和售票员的思维模式，依旧停滞在高瞻远瞩的小学阶段？ 很久很久以前，我还在做小学生，不知道是不是校规，每天都要随集体起立唱歌。有些调调至今记得，歌词也零零碎碎刻入脑海，偶尔还会闪现，那句“愿做革命的螺丝钉，集体主义思想放光芒”就给我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一个原因是我学生时代特别倒霉，经常摊上摇摇欲坠的椅子，让我充分体会到螺丝钉的重要性。
另一个原因不太好意思讲。我是好孩子，师长说人要活得有价值，我举双手赞成，可又缺乏信心，担忧将来独立生活的能力不够。做颗螺丝钉就省心啦：未来是确定的，不再需要劳神规划，反正一切有国家替我安排，装到哪儿就在哪儿安生呆着；思想政治方面也得到保障，螺丝钉整齐划一，大脑便是螺帽，服从钳子即可，根本不必浪费脑细胞思考。所虑者有两点。第一，使钳子的人用力过猛咋办？不过革命事业哪有不牺牲的？第二，据说我家有秃顶病史，治疗还来不及“放光芒”实在有损形象。得承认，这种深层次动机的曝光，来源于事后总结。我不是先知或神童，相反“做颗革命的螺丝钉”之类的神圣目标很能抚慰我幼小怯懦的心灵。我们的教育也很鼓励小孩子立志做螺丝钉，自从学了茅盾先生的白杨礼赞，根据教学大纲，我至少写过铺路石赞路灯赞，搞得颇有烈士气概。
因为这些缘故，我唱歌时调门拉得极高，陶醉在“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仙境中。直到初中，上讲台领唱的同桌痛斥我声音突兀，把一场好端端的合唱搅成恐怖的狼嚎。同桌是我的单恋对象，温婉可人，一念之差我收敛了嗓子，专心琢磨怎样俘获芳心列宁批评斯大林说，这个格鲁吉亚人出于某种心理，沙文主义情绪表现得比俄罗斯人还大俄罗斯。这方面我曾和斯大林不相上下，幸亏听从漂亮女生的提醒及时改正，长大了又没有走上领导岗位。
必须郑重声明的是，虽然耳根偏软，我依然是爱国青年。这意味着要我做螺丝钉也不是没条件的：你得让我相信，成为一个毫无个性任凭使唤的工具，对自己有好处，也有利于为祖国多作贡献。尽管本人私心是重了点，但如果杀了我世界能和平，或至少中国崛起，我敢诅咒发誓宁愿支付生命。
遗憾的是人踏入社会后难免变得圆滑，会根据过往经验判断某些说法可不可靠。我也不例外。老妈几年前下岗，为了避免老太太触及伤心事，我没问过领导上拿出的理由是什么。不过那阵子媒体上编了套说辞，大家耳熟能详，领导上无非重复那些好话，我也不搬弄了。这事令我耿耿于怀。当时我正长身体，可家庭收入拮据，害得我营养失调横向发展，导致无可挽回的虚胖。旧账重提，倒不是要领导上为我的体形负责，只是想到每每换了新椅子，自己总许诺好好爱护，实际上上课开小差常把螺丝钉拧进去拧出来，有的干脆弄没了。众所周知，这是一种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但螺丝钉不是工具吗，谁会为一颗螺丝钉的不幸遭遇打抱不平呢？
既然自己都不能善待螺丝钉，似乎很难指望做了螺丝钉后主人善待我。这当然是小人之心，但我还是冒险做出决定：不做螺丝钉。
故事讲到这儿该结束了——犬儒主义地结束了，然而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恍惚起来。
今年妹妹参加高考，作为“过来人”为她填志愿出谋划策责无旁贷。起初我还胸有成竹，逐渐才发现局势今非昔比“老子当年如何如何”不管用了，于是老老实实收看教育频道，聆听专家解读。中途撒了泡尿，回来后老爸告诉我刚刚有考生咨询某校有哪些专业，校长大人曰：“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老爸是厚道人，我是吝啬鬼，都没踹电视屏幕，但着实胸闷，竟产生了幻觉。我问公车售票员：“你们停靠哪些站点？”他跟我说：“道路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站点。”凭常识，我断定这人具体业务不熟，故意拿大废话压人，所以尽管他神情庄重，我还是忍不住报以老拳；并且冲进教育机构质问：为什么大学校长和售票员的思维模式，依旧停滞在高瞻远瞩的小学阶段？ 展开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