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乐生前一杯酒
能饮酒的大多非文人，而文人大多能饮酒。这是我私下里识别文人的一把尺子。虽未仔细考证，却也有自成一家言的根据。这里单说古代文人。似乎报得出名的响当当的文人中，十之八九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喝酒最具规模且形成风气的当推魏晋时代。开创了一代文风，也开创了一代酒风。那时的文人大多畅饮、豪饮、狂饮以至把性命也肯搭上，最出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写过酒德颂，是个十足的嗜酒如命的超级酒鬼，常常乘鹿车，携壶酒，带铁锹，吩咐手下人，在哪里醉死，就在哪里挖土埋葬。喝酒喝到这个份上，也算是至高境界了。所以论及魏晋诗文，就不能忽略酒。鲁迅先生曾作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文人喝酒的风度恰好与自由潇洒的时风相得益彰。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绝唱。
文人中，许多还是喜欢淡泊清寂，饮食上也不甚考究，但再俭朴素雅精茶淡饭，他们也离不开酒。这从文人的雅号里也可看出。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诗仙”、“酒仙”齐名，最终以醉酒圆了自己的生命。杜甫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诗句，直接表白自己是“酒豪”白居易酒量不在李杜之下，却藏而不露，他每到一处，都要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号，当河南尹时，自号“醉尹”贬为江州司马时，自号“醉司马”当太子少傅时，自号“醉傅”直到晚年退休不干了，还自号“醉吟先生”欧阳修的酒量并不好酒风好“饮少辄醉”却偏偏喜欢喝酒，自称“醉翁”经常在醉翁亭流连光景，一醉方休。贺知章请李白喝酒“买单”时两人都没带钱，贺知章竟敢顶着犯上杀头的危险，掏出腰间佩饰的金龟，断然卖了付酒账。
文人嗜酒，却在不经意间给世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也算是酒的功劳。缘起于文人平生所亲近的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就只剩与酒为友了。琴罢辄饮酒，酒罢辄吟诗。“田园诗人”陶渊明就说过这样的话：“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的饮酒诗二十首，就是这样乘着酒兴写出来的。以酒助兴，诞生了或慷慨激昂、或忧患悲壮的艺术作品。三大巨头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嗜酒终身，更留下“斗酒诗百篇”的佳话。据统计，杜甫诗文1400多首，说到饮酒的共有300首，占21%强；李白诗文1050首，说到饮酒的有170首，占16%；白居易现存诗3000多首，其中咏酒的诗就有900多首，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不是爱好于酒，精通于酒，得趣于酒，是写不出如此之多的酒诗妙文的。
推究文人与酒难舍难分，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客观上，酒的功能极大地迎合了文人之必需。酒的功能，体现于“发散”两字。饮酒可去湿，可发热，可麻醉，可排毒。例如史记袁盎列传记载说，袁盎被任命为吴相而搬迁到南方地势低下潮湿的地方，他的侄儿袁种就劝他“宜日饮酒”名医华佗则以酒作为麻醉，既醉无所觉，可忘记痛苦。酒的这种去湿发热功能，那些被贬谪至荒郊野外的文人当然知道，为环境所逼，就自觉不自觉地饮起酒来。酒的麻醉作用，又恰好让官场失意、壮志未酬的落魄文人以最快捷的办式暂时忘却痛苦。酒的发散功能，更集中体现于醉酒之后的兴奋激动，这与文学所必须的思接千载的想象力不谋而合，成为诞生文学艺术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主观上，也是从根本上找原因，则是文人的处境和脾气使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讲究的是“不朽”人虽死而名声仍在，百世流芳，这是文人的最高追求。所谓“上为立德，中为立功，下为立言”这是做人的“三不朽”最高的不朽是成为道德楷模，比如孔夫子，当圣人，等闲的天下都不在他的话下；中等的不朽是建功立业，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低档的不朽就是写文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道德楷模数量太少，古人以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文人扳扳手指算一算，算是没希望了；建功立业又谈何容易，官场险恶，文人脾气往往做不了大官，上战场更是手无缚鸡之力；写文章传世，是最安全最实惠也最有效的办法，于是文人就不得已而为之，选择了著书立说的道路。
文人的“不得已”往往连带着人生的“不得志”于是牢骚来了，于是情绪来了，于是他们借酒浇愁，于是他们对酒当歌，最终生出关于人生的无限感慨和茫然。晋书张翰传就记载了张翰经常纵酒豪饮、以醉态傲世的故事，张翰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超级“酒仙”李白在行路难中也写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说：“既而醉复醒，醉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至于酒者，故自号醉吟先生。”连一世枭雄的曹操，竟也流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无限感慨。如此等等。酒，在文人眼里，成了忘忧酒，成了忘情酒。然而，不求身后名的文人们，尽管身前感慨良多，人生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偏偏他们的名声都留了下来，就正让李白的那句名诗给一语射中了：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能饮酒的大多非文人，而文人大多能饮酒。这是我私下里识别文人的一把尺子。虽未仔细考证，却也有自成一家言的根据。这里单说古代文人。似乎报得出名的响当当的文人中，十之八九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喝酒最具规模且形成风气的当推魏晋时代。开创了一代文风，也开创了一代酒风。那时的文人大多畅饮、豪饮、狂饮以至把性命也肯搭上，最出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写过酒德颂，是个十足的嗜酒如命的超级酒鬼，常常乘鹿车，携壶酒，带铁锹，吩咐手下人，在哪里醉死，就在哪里挖土埋葬。喝酒喝到这个份上，也算是至高境界了。所以论及魏晋诗文，就不能忽略酒。鲁迅先生曾作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文人喝酒的风度恰好与自由潇洒的时风相得益彰。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绝唱。
文人中，许多还是喜欢淡泊清寂，饮食上也不甚考究，但再俭朴素雅精茶淡饭，他们也离不开酒。这从文人的雅号里也可看出。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诗仙”、“酒仙”齐名，最终以醉酒圆了自己的生命。杜甫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诗句，直接表白自己是“酒豪”白居易酒量不在李杜之下，却藏而不露，他每到一处，都要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号，当河南尹时，自号“醉尹”贬为江州司马时，自号“醉司马”当太子少傅时，自号“醉傅”直到晚年退休不干了，还自号“醉吟先生”欧阳修的酒量并不好酒风好“饮少辄醉”却偏偏喜欢喝酒，自称“醉翁”经常在醉翁亭流连光景，一醉方休。贺知章请李白喝酒“买单”时两人都没带钱，贺知章竟敢顶着犯上杀头的危险，掏出腰间佩饰的金龟，断然卖了付酒账。
文人嗜酒，却在不经意间给世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也算是酒的功劳。缘起于文人平生所亲近的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就只剩与酒为友了。琴罢辄饮酒，酒罢辄吟诗。“田园诗人”陶渊明就说过这样的话：“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的饮酒诗二十首，就是这样乘着酒兴写出来的。以酒助兴，诞生了或慷慨激昂、或忧患悲壮的艺术作品。三大巨头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嗜酒终身，更留下“斗酒诗百篇”的佳话。据统计，杜甫诗文1400多首，说到饮酒的共有300首，占21%强；李白诗文1050首，说到饮酒的有170首，占16%；白居易现存诗3000多首，其中咏酒的诗就有900多首，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不是爱好于酒，精通于酒，得趣于酒，是写不出如此之多的酒诗妙文的。
推究文人与酒难舍难分，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客观上，酒的功能极大地迎合了文人之必需。酒的功能，体现于“发散”两字。饮酒可去湿，可发热，可麻醉，可排毒。例如史记袁盎列传记载说，袁盎被任命为吴相而搬迁到南方地势低下潮湿的地方，他的侄儿袁种就劝他“宜日饮酒”名医华佗则以酒作为麻醉，既醉无所觉，可忘记痛苦。酒的这种去湿发热功能，那些被贬谪至荒郊野外的文人当然知道，为环境所逼，就自觉不自觉地饮起酒来。酒的麻醉作用，又恰好让官场失意、壮志未酬的落魄文人以最快捷的办式暂时忘却痛苦。酒的发散功能，更集中体现于醉酒之后的兴奋激动，这与文学所必须的思接千载的想象力不谋而合，成为诞生文学艺术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主观上，也是从根本上找原因，则是文人的处境和脾气使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讲究的是“不朽”人虽死而名声仍在，百世流芳，这是文人的最高追求。所谓“上为立德，中为立功，下为立言”这是做人的“三不朽”最高的不朽是成为道德楷模，比如孔夫子，当圣人，等闲的天下都不在他的话下；中等的不朽是建功立业，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低档的不朽就是写文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道德楷模数量太少，古人以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文人扳扳手指算一算，算是没希望了；建功立业又谈何容易，官场险恶，文人脾气往往做不了大官，上战场更是手无缚鸡之力；写文章传世，是最安全最实惠也最有效的办法，于是文人就不得已而为之，选择了著书立说的道路。
文人的“不得已”往往连带着人生的“不得志”于是牢骚来了，于是情绪来了，于是他们借酒浇愁，于是他们对酒当歌，最终生出关于人生的无限感慨和茫然。晋书张翰传就记载了张翰经常纵酒豪饮、以醉态傲世的故事，张翰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超级“酒仙”李白在行路难中也写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说：“既而醉复醒，醉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至于酒者，故自号醉吟先生。”连一世枭雄的曹操，竟也流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无限感慨。如此等等。酒，在文人眼里，成了忘忧酒，成了忘情酒。然而，不求身后名的文人们，尽管身前感慨良多，人生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偏偏他们的名声都留了下来，就正让李白的那句名诗给一语射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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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最具规模且形成风气的当推魏晋时代。开创了一代文风，也开创了一代酒风。那时的文人大多畅饮、豪饮、狂饮以至把性命也肯搭上，最出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写过酒德颂，是个十足的嗜酒如命的超级酒鬼，常常乘鹿车，携壶酒，带铁锹，吩咐手下人，在哪里醉死，就在哪里挖土埋葬。喝酒喝到这个份上，也算是至高境界了。所以论及魏晋诗文，就不能忽略酒。鲁迅先生曾作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文人喝酒的风度恰好与自由潇洒的时风相得益彰。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绝唱。
文人中，许多还是喜欢淡泊清寂，饮食上也不甚考究，但再俭朴素雅精茶淡饭，他们也离不开酒。这从文人的雅号里也可看出。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诗仙”、“酒仙”齐名，最终以醉酒圆了自己的生命。杜甫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诗句，直接表白自己是“酒豪”白居易酒量不在李杜之下，却藏而不露，他每到一处，都要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号，当河南尹时，自号“醉尹”贬为江州司马时，自号“醉司马”当太子少傅时，自号“醉傅”直到晚年退休不干了，还自号“醉吟先生”欧阳修的酒量并不好酒风好“饮少辄醉”却偏偏喜欢喝酒，自称“醉翁”经常在醉翁亭流连光景，一醉方休。贺知章请李白喝酒“买单”时两人都没带钱，贺知章竟敢顶着犯上杀头的危险，掏出腰间佩饰的金龟，断然卖了付酒账。
文人嗜酒，却在不经意间给世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也算是酒的功劳。缘起于文人平生所亲近的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就只剩与酒为友了。琴罢辄饮酒，酒罢辄吟诗。“田园诗人”陶渊明就说过这样的话：“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的饮酒诗二十首，就是这样乘着酒兴写出来的。以酒助兴，诞生了或慷慨激昂、或忧患悲壮的艺术作品。三大巨头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嗜酒终身，更留下“斗酒诗百篇”的佳话。据统计，杜甫诗文1400多首，说到饮酒的共有300首，占21%强；李白诗文1050首，说到饮酒的有170首，占16%；白居易现存诗3000多首，其中咏酒的诗就有900多首，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不是爱好于酒，精通于酒，得趣于酒，是写不出如此之多的酒诗妙文的。
推究文人与酒难舍难分，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客观上，酒的功能极大地迎合了文人之必需。酒的功能，体现于“发散”两字。饮酒可去湿，可发热，可麻醉，可排毒。例如史记袁盎列传记载说，袁盎被任命为吴相而搬迁到南方地势低下潮湿的地方，他的侄儿袁种就劝他“宜日饮酒”名医华佗则以酒作为麻醉，既醉无所觉，可忘记痛苦。酒的这种去湿发热功能，那些被贬谪至荒郊野外的文人当然知道，为环境所逼，就自觉不自觉地饮起酒来。酒的麻醉作用，又恰好让官场失意、壮志未酬的落魄文人以最快捷的办式暂时忘却痛苦。酒的发散功能，更集中体现于醉酒之后的兴奋激动，这与文学所必须的思接千载的想象力不谋而合，成为诞生文学艺术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主观上，也是从根本上找原因，则是文人的处境和脾气使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讲究的是“不朽”人虽死而名声仍在，百世流芳，这是文人的最高追求。所谓“上为立德，中为立功，下为立言”这是做人的“三不朽”最高的不朽是成为道德楷模，比如孔夫子，当圣人，等闲的天下都不在他的话下；中等的不朽是建功立业，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低档的不朽就是写文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道德楷模数量太少，古人以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文人扳扳手指算一算，算是没希望了；建功立业又谈何容易，官场险恶，文人脾气往往做不了大官，上战场更是手无缚鸡之力；写文章传世，是最安全最实惠也最有效的办法，于是文人就不得已而为之，选择了著书立说的道路。
文人的“不得已”往往连带着人生的“不得志”于是牢骚来了，于是情绪来了，于是他们借酒浇愁，于是他们对酒当歌，最终生出关于人生的无限感慨和茫然。晋书张翰传就记载了张翰经常纵酒豪饮、以醉态傲世的故事，张翰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超级“酒仙”李白在行路难中也写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说：“既而醉复醒，醉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至于酒者，故自号醉吟先生。”连一世枭雄的曹操，竟也流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无限感慨。如此等等。酒，在文人眼里，成了忘忧酒，成了忘情酒。然而，不求身后名的文人们，尽管身前感慨良多，人生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偏偏他们的名声都留了下来，就正让李白的那句名诗给一语射中了：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能饮酒的大多非文人，而文人大多能饮酒。这是我私下里识别文人的一把尺子。虽未仔细考证，却也有自成一家言的根据。这里单说古代文人。似乎报得出名的响当当的文人中，十之八九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喝酒最具规模且形成风气的当推魏晋时代。开创了一代文风，也开创了一代酒风。那时的文人大多畅饮、豪饮、狂饮以至把性命也肯搭上，最出名的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写过酒德颂，是个十足的嗜酒如命的超级酒鬼，常常乘鹿车，携壶酒，带铁锹，吩咐手下人，在哪里醉死，就在哪里挖土埋葬。喝酒喝到这个份上，也算是至高境界了。所以论及魏晋诗文，就不能忽略酒。鲁迅先生曾作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一文。文人喝酒的风度恰好与自由潇洒的时风相得益彰。这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绝唱。
文人中，许多还是喜欢淡泊清寂，饮食上也不甚考究，但再俭朴素雅精茶淡饭，他们也离不开酒。这从文人的雅号里也可看出。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当之无愧的，因此“诗仙”、“酒仙”齐名，最终以醉酒圆了自己的生命。杜甫有“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多茫茫”的诗句，直接表白自己是“酒豪”白居易酒量不在李杜之下，却藏而不露，他每到一处，都要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号，当河南尹时，自号“醉尹”贬为江州司马时，自号“醉司马”当太子少傅时，自号“醉傅”直到晚年退休不干了，还自号“醉吟先生”欧阳修的酒量并不好酒风好“饮少辄醉”却偏偏喜欢喝酒，自称“醉翁”经常在醉翁亭流连光景，一醉方休。贺知章请李白喝酒“买单”时两人都没带钱，贺知章竟敢顶着犯上杀头的危险，掏出腰间佩饰的金龟，断然卖了付酒账。
文人嗜酒，却在不经意间给世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这也算是酒的功劳。缘起于文人平生所亲近的除了琴棋书画之外，就只剩与酒为友了。琴罢辄饮酒，酒罢辄吟诗。“田园诗人”陶渊明就说过这样的话：“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他的饮酒诗二十首，就是这样乘着酒兴写出来的。以酒助兴，诞生了或慷慨激昂、或忧患悲壮的艺术作品。三大巨头李白、杜甫、白居易，都嗜酒终身，更留下“斗酒诗百篇”的佳话。据统计，杜甫诗文1400多首，说到饮酒的共有300首，占21%强；李白诗文1050首，说到饮酒的有170首，占16%；白居易现存诗3000多首，其中咏酒的诗就有900多首，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如果不是爱好于酒，精通于酒，得趣于酒，是写不出如此之多的酒诗妙文的。
推究文人与酒难舍难分，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寻找原因：
客观上，酒的功能极大地迎合了文人之必需。酒的功能，体现于“发散”两字。饮酒可去湿，可发热，可麻醉，可排毒。例如史记袁盎列传记载说，袁盎被任命为吴相而搬迁到南方地势低下潮湿的地方，他的侄儿袁种就劝他“宜日饮酒”名医华佗则以酒作为麻醉，既醉无所觉，可忘记痛苦。酒的这种去湿发热功能，那些被贬谪至荒郊野外的文人当然知道，为环境所逼，就自觉不自觉地饮起酒来。酒的麻醉作用，又恰好让官场失意、壮志未酬的落魄文人以最快捷的办式暂时忘却痛苦。酒的发散功能，更集中体现于醉酒之后的兴奋激动，这与文学所必须的思接千载的想象力不谋而合，成为诞生文学艺术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
主观上，也是从根本上找原因，则是文人的处境和脾气使然。中国的知识分子，最讲究的是“不朽”人虽死而名声仍在，百世流芳，这是文人的最高追求。所谓“上为立德，中为立功，下为立言”这是做人的“三不朽”最高的不朽是成为道德楷模，比如孔夫子，当圣人，等闲的天下都不在他的话下；中等的不朽是建功立业，为国为民干一番大事业，赢得生前身后名；低档的不朽就是写文章，藏之名山，传之后世。道德楷模数量太少，古人以为五百年才能出一个，文人扳扳手指算一算，算是没希望了；建功立业又谈何容易，官场险恶，文人脾气往往做不了大官，上战场更是手无缚鸡之力；写文章传世，是最安全最实惠也最有效的办法，于是文人就不得已而为之，选择了著书立说的道路。
文人的“不得已”往往连带着人生的“不得志”于是牢骚来了，于是情绪来了，于是他们借酒浇愁，于是他们对酒当歌，最终生出关于人生的无限感慨和茫然。晋书张翰传就记载了张翰经常纵酒豪饮、以醉态傲世的故事，张翰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超级“酒仙”李白在行路难中也写道：“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说：“既而醉复醒，醉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由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至于酒者，故自号醉吟先生。”连一世枭雄的曹操，竟也流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无限感慨。如此等等。酒，在文人眼里，成了忘忧酒，成了忘情酒。然而，不求身后名的文人们，尽管身前感慨良多，人生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偏偏他们的名声都留了下来，就正让李白的那句名诗给一语射中了：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展开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