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之殇
中国夏历（即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俗文化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也称“端忤”“端”“正”的意思；“午”通“忤”忤逆，不顺，背犯的含义。“端午”既是纠正过错，过妄矫正，即昭雪的意思。我们从这“端午”的名字，就可以知道这里面隐含着不为人知的冤屈。“端忤”这个词，太过显露，故用“午”字替代。这“午”又指正午，故又称为正阳，名端阳，这就是民间为何叫“端阳”的原因。
那么这里面到底隐含什么样的冤屈呢？当然那就是屈原的冤屈。端午，就是要为屈原端忤昭雪的意思。
屈原（约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湖北丹阳(今秭归)人，是战国末期楚国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出身为显赫名望的王孙贵族世家。楚武王熊通东征西讨，南攻北伐，统一了江汉平原，占据江淮大部，南侵巴蜀，北逼周朝帝都，东憾齐鲁，西威秦国，扩地千里，直到死的一刻都在征战之中，为后来楚庄王北进中原、饮马黄河、问鼎周礼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楚国吞并了众多的诸侯国家，采用“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的策略，得到各国各个民族的拥护，纵横跨越大江南北的11个省，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为当时战国期间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一直延续了800多年。楚国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实现了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和荆楚文化的水乳交融，也由此可见楚国的势力以及其文化影响之深远。
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早年深受楚怀王宠信，官拜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王室之后，为传承和实现楚国的统一霸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一度使得衰败沦落的楚国兵强国富，其威震动西秦，并由此展开秦楚争霸决战。
此时的楚国仍旧在传统意义上十分强大，但实际为奸伶权臣当道，王室成员腐败奢靡，国家已经处于衰败之中。屈原也属于王室成员中最受宠信的王族三姓昭、屈、景之一，而且为左徒、三闾大夫，与王图议国事，足见权势之大。左徒仅次于令尹，而三闾大夫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楚怀王十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聚会，缔结了六国联盟。然而，屈原的变法图强的行为却得罪了其它的王室权贵和一些亲秦的权贵，那时屈原还被楚怀王信任，所以是敢怒不敢言。
公元前315年左右，秦国击败韩国、赵国和魏国，统领中原，与楚齐联盟的江淮地区形成对峙局面。这时刻就产生了“朝秦暮楚”这个典故来，可见当时秦楚两国局势的复杂和多变。
秦国要击败楚国，首先必须除掉屈原而瓦解齐楚联盟。因此，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张仪两次使楚。
楚怀王十五年，秦“患”楚怀王重用屈原“使张仪之楚”暗中收买令尹子椒、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公子子兰，离间怀王与屈原的关系。由于屈原恃才放旷，孤傲不驯，不懂得权谋机变，无法平衡王室矛盾，楚怀王也就渐渐疏远了屈原，撤掉左徒之职，只负责王族宗庙事物，不再参政，造成“屈原遂放于外”的情况。也就在这个时刻，屈原写下了那篇古代不朽的楚辞离骚和天问。离骚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再度出使楚国，用重金收买靳尚贿赂怀王宠妃郑袖，怂恿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外交关系，许诺割地600里要楚与齐绝交。楚怀王听信谗言：“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遂与齐断交，楚、齐关系破裂，六国联盟瓦解。
公元前312年，楚派使者往秦索地，张仪背约，只许6里地。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战于丹阳，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楚丹阳之战”此战，秦国重创楚军主力，扩大了势力范围，消除了楚对秦的直接威胁。
楚怀王不甘心失败，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各有胜负。魏闻之，袭楚至邓(今湖北襄樊北)，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当时楚怀王为了挽回不利局面，再度起用屈原出使齐国，欲修复楚、齐关系。张仪闻之，乃谓秦王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楚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致使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屈原出使齐国回来，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以上主要载录司马迁史记而阐述屈原的一生的。
在这流放期间，屈原将楚国的祀神乐曲九歌加以整理和润色。从九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与神的交相感应，抒情和环境相辅相成，充满了浓厚的楚国浪漫而热情的生活气息。历来对于九歌，争议颇多，是非也颇多。
更有人把九歌与屈原被流放的原因和死因 因联系起来，妄加品论屈原，以为是屈原写的个人男女私情，这是对楚国祭祀乐曲九歌无知和对屈原的污蔑。离骚中有“奏九歌而舞韶兮”、“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的句子，由此可见九歌早就有之，只是经屈原整理加工而已。那些一知半解或望文生义的人试图把九歌所描述的男女之情事说成是屈原自己的事，并以此解释屈原之死，并试图解释屈原遭流放最终被杀的理由，甚至说成是屈原爱上了郑袖，倾襄王也成了屈原的私生子，故而遭流放，真是无聊透顶，无耻之极。
屈原的最后之作怀沙，也被人认为是伪书，理由是与离骚、九歌等楚辞风格不一，怀沙大多为四言诗，而离骚和九歌也各自长短不同。屈原以前的的诗歌，诗经或民歌，多为四言诗句，到了楚国时期，赋、比、兴等手法被巧妙地糅合应用于楚辞之中，而且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这和楚国的九歌和韶乐影响有关，明显楚辞是可咏可歌、可乐可唱的文学格式。屈原开创了中华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的先河。过去的诗歌音乐都是民间生活集体流传创作的。从上可以看出，虽然怀沙似乎回归了诗经风格，但这也是符合诗人之将死而心情激烈慷慨求死的心态，而唯有四言更容易表现这样的情怀。
公元前280年，秦军大将白起攻破楚国旧都“鄢”（今宜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郢（今荆州沙市一带）“烧先王墓夷陵”屈原亲眼目睹国破家亡，心如刀割，虽然此时楚国依旧还很大，但感觉复国已然无望，遂于中国夏历五月五日写下了绝笔之作怀沙，然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中，以死殉国，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对于这“抱石投入汨罗江”后人心存怀疑。也许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当我们用心去读完屈原的文字后，就会知道，屈原选择“死”是殉国的含义。这是我想起了1940年5月16日，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在殉国前写给他部下的信：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下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读了这封信，就可以回到2300年前去理解屈原之死了——那就是殉国。
据说当屈原投江而死的消息传开以后，那时正值楚国将亡国之时，人民心中还期盼着屈原能够重新复兴楚国呢，楚国人民都不相信是真的，便纷纷驾舟奋力营救，沿水招魂，可一直无法找到屈原的遗体。百姓们担心被蛟龙、鱼虾蚕食屈原的身体。并将粽子投入江中，以免所食，便把糯米用衣服包裹捆绑成人形或直接投入江中，避免蛟龙伤害屈原，同时把船头做成蛟龙的样子，希望能把水中的蛟龙、鱼虾吓走。这样一直持续了好些天，整个汨罗江和洞庭湖都找遍了，一直扩散到整个楚国领域。
就这样，每年的夏历五月五日，楚国的人们都会在水边“划龙舟”和投放“粽子”以此祭奠屈原。并把这天的活动称之为“端阳节”这也才有后来“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习俗。要知道秦国统一六国后，六国文化是被禁止的，因此这纪念屈原的活动，只能是变通的，这“端午”、“端阳”的叫法，足见楚国人民的机智和智慧。
关于“粽子”为何要“五花大绑”那是后来演化成饮食文化后的需要。那时用糯米或糯米粑粑撒入江中祭奠死去的亡魂，早就成了习俗。而屈原投江后，百姓爱戴的英雄，自然都会去营救屈原或是找回屈原的尸体。为了防止鱼虾蛟龙吞噬，或许把船做成龙形也是可能的，把糯米投入水中，那是引诱鱼虾吃食，避免屈原尸体被食。
近代考古发掘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很多人以为墓主是屈原。该墓中有楚怀王所赐“龙首玉带钩”和太子所赐“东宫之杯”墓主遗骨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这很像是墓主抱石投水而淹死后，被打捞上来，因尸体僵硬未能复原的姿势。这也许真的是屈原墓，因为这墓主的规格和格调均是按楚国王室贵族礼节从容完成的。虽然楚国都城陷落，但早在陷落前即公元前280年就已经迁都，而哀郢正是写于迁都之时。所以屈原在公元前278年郢都陷落后自杀殉国，也是合情合理的。楚军仅剩十万退到陈，将陈作为都城，继续与秦国交战，但实力已经不可能与秦国抗衡了，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军攻下寿春，才宣告楚国灭亡。因此屈原死的时候，倾襄王仍旧有时间和空间，以及相应的国力，可以为屈原搞一个浓重的墓葬。毕竟屈原是倾襄王的老师啊，还是有感情的。
至于倾襄王为何也要放逐屈原，我想这也是属于王室家族矛盾斗争的必然。子兰是倾襄王的小弟，这两弟兄无疑都曾在屈原身边接受教化，而屈原本身也属于王室之后，其才能和政略无疑是最杰出的，被猜忌也是自然的，因为屈原的所作所为，无疑就是当年其先主楚武王的王图霸业，其志不在小，必然会招受怀疑。所以屈原虽有才干和抱负，却也仅仅可以为左徒，也就是外交部长类似的职务。
屈原之死，其死也悲。屈原之悲，其悲也怜。
屈原之怜，其怜也苦。屈原之苦，其苦也哀。
屈原之哀，其哀也叹。屈原之叹，其叹也泣。
屈原之泣，其泣也嘘。屈原之嘘，其嘘也唏。
随着后来秦帝国的崩溃，西楚霸王项羽建立西楚，再度展示了楚国人的勇猛和不屈。虽然后来大汉一统河山，但这楚国文化和习俗却从此流传蔓延开去，这“端午节”也与各地民俗文化融合在一起，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由此成为中华文明民俗文化中重要的思想和内容之一，并流传至亚洲，影响世界深远。诸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都是这“端午”的别称。这些习俗共同点主要是：吃粽子、门上插艾或菖蒲驱邪、系长命缕、饮雄黄酒或以之消毒和赛龙舟等等。这便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仅是吃粽子和赛龙舟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种活动的意义已经成为一种爱国教育方式。故此以殇记之：
屈原之殇
楚天习俗四海扬，菖蒲艾叶赋酒黄，龙舟竞渡糯米香。
屈子忧国赋骚人，骚人犹自嬉戏忙，千年忠魂耀四方。
端午之祭
（正值庚寅端午，以诗祭之。）
蒲叶青，雄酒黄，大红枣子人人爽，家家佩香囊。
糯米白，艾叶香，四角粽子个个想，处处是端阳。 展开全部内容
那么这里面到底隐含什么样的冤屈呢？当然那就是屈原的冤屈。端午，就是要为屈原端忤昭雪的意思。
屈原（约前340－前278年），名平，字原，湖北丹阳(今秭归)人，是战国末期楚国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出身为显赫名望的王孙贵族世家。楚武王熊通东征西讨，南攻北伐，统一了江汉平原，占据江淮大部，南侵巴蜀，北逼周朝帝都，东憾齐鲁，西威秦国，扩地千里，直到死的一刻都在征战之中，为后来楚庄王北进中原、饮马黄河、问鼎周礼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楚国吞并了众多的诸侯国家，采用“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的策略，得到各国各个民族的拥护，纵横跨越大江南北的11个省，建立起一个强盛的积极进取的多民族国家，为当时战国期间最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一直延续了800多年。楚国不断强化其臣民的国家认同的观念，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民族意识，显示出强大的开放性和凝聚力。这是楚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获得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实现了中原文化、江淮文化和荆楚文化的水乳交融，也由此可见楚国的势力以及其文化影响之深远。
屈原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早年深受楚怀王宠信，官拜左徒、三闾大夫。屈原为王室之后，为传承和实现楚国的统一霸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一度使得衰败沦落的楚国兵强国富，其威震动西秦，并由此展开秦楚争霸决战。
此时的楚国仍旧在传统意义上十分强大，但实际为奸伶权臣当道，王室成员腐败奢靡，国家已经处于衰败之中。屈原也属于王室成员中最受宠信的王族三姓昭、屈、景之一，而且为左徒、三闾大夫，与王图议国事，足见权势之大。左徒仅次于令尹，而三闾大夫是主持宗庙祭祀，兼管王族屈、景、昭三大姓子弟教育，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楚怀王十一年，屈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今湖北江陵）聚会，缔结了六国联盟。然而，屈原的变法图强的行为却得罪了其它的王室权贵和一些亲秦的权贵，那时屈原还被楚怀王信任，所以是敢怒不敢言。
公元前315年左右，秦国击败韩国、赵国和魏国，统领中原，与楚齐联盟的江淮地区形成对峙局面。这时刻就产生了“朝秦暮楚”这个典故来，可见当时秦楚两国局势的复杂和多变。
秦国要击败楚国，首先必须除掉屈原而瓦解齐楚联盟。因此，秦国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张仪两次使楚。
楚怀王十五年，秦“患”楚怀王重用屈原“使张仪之楚”暗中收买令尹子椒、南后郑袖、上官大夫靳尚和公子子兰，离间怀王与屈原的关系。由于屈原恃才放旷，孤傲不驯，不懂得权谋机变，无法平衡王室矛盾，楚怀王也就渐渐疏远了屈原，撤掉左徒之职，只负责王族宗庙事物，不再参政，造成“屈原遂放于外”的情况。也就在这个时刻，屈原写下了那篇古代不朽的楚辞离骚和天问。离骚从自叙身世、品德、理想写起，抒发了自己遭谗被害的苦闷与矛盾，斥责了楚王昏庸、群小猖獗与朝政日非，抨击黑暗现实，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斗争精神和至死不渝的爱国热情。
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秦相张仪再度出使楚国，用重金收买靳尚贿赂怀王宠妃郑袖，怂恿怀王断绝与齐国的外交关系，许诺割地600里要楚与齐绝交。楚怀王听信谗言：“听张仪之邪说，遂绝强齐之大辅”遂与齐断交，楚、齐关系破裂，六国联盟瓦解。
公元前312年，楚派使者往秦索地，张仪背约，只许6里地。楚怀王大怒，派大将军屈丐率军攻秦。秦惠文王派庶长魏章及樗里疾、甘茂率军迎战，韩国也派兵相助。两军战于丹阳，秦施计离间楚将关系，使其互不配合，大败楚军，俘屈丐及裨将逢侯丑等70余将领，斩首8万人。随后，秦又遣军攻取楚地汉中(今陕西汉中)600里地，置汉中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秦楚丹阳之战”此战，秦国重创楚军主力，扩大了势力范围，消除了楚对秦的直接威胁。
楚怀王不甘心失败，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于蓝田，各有胜负。魏闻之，袭楚至邓(今湖北襄樊北)，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愿得地，愿得张仪而甘心焉。”当时楚怀王为了挽回不利局面，再度起用屈原出使齐国，欲修复楚、齐关系。张仪闻之，乃谓秦王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张仪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楚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致使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屈原出使齐国回来，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后，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眜。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后，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于秦而归葬。长子顷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
以上主要载录司马迁史记而阐述屈原的一生的。
在这流放期间，屈原将楚国的祀神乐曲九歌加以整理和润色。从九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与神的交相感应，抒情和环境相辅相成，充满了浓厚的楚国浪漫而热情的生活气息。历来对于九歌，争议颇多，是非也颇多。
更有人把九歌与屈原被流放的原因和死因 因联系起来，妄加品论屈原，以为是屈原写的个人男女私情，这是对楚国祭祀乐曲九歌无知和对屈原的污蔑。离骚中有“奏九歌而舞韶兮”、“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的句子，由此可见九歌早就有之，只是经屈原整理加工而已。那些一知半解或望文生义的人试图把九歌所描述的男女之情事说成是屈原自己的事，并以此解释屈原之死，并试图解释屈原遭流放最终被杀的理由，甚至说成是屈原爱上了郑袖，倾襄王也成了屈原的私生子，故而遭流放，真是无聊透顶，无耻之极。
屈原的最后之作怀沙，也被人认为是伪书，理由是与离骚、九歌等楚辞风格不一，怀沙大多为四言诗，而离骚和九歌也各自长短不同。屈原以前的的诗歌，诗经或民歌，多为四言诗句，到了楚国时期，赋、比、兴等手法被巧妙地糅合应用于楚辞之中，而且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这和楚国的九歌和韶乐影响有关，明显楚辞是可咏可歌、可乐可唱的文学格式。屈原开创了中华文学史上的第一位诗人的先河。过去的诗歌音乐都是民间生活集体流传创作的。从上可以看出，虽然怀沙似乎回归了诗经风格，但这也是符合诗人之将死而心情激烈慷慨求死的心态，而唯有四言更容易表现这样的情怀。
公元前280年，秦军大将白起攻破楚国旧都“鄢”（今宜城）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都郢（今荆州沙市一带）“烧先王墓夷陵”屈原亲眼目睹国破家亡，心如刀割，虽然此时楚国依旧还很大，但感觉复国已然无望，遂于中国夏历五月五日写下了绝笔之作怀沙，然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中，以死殉国，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对于这“抱石投入汨罗江”后人心存怀疑。也许按照现代人的思维，真是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当我们用心去读完屈原的文字后，就会知道，屈原选择“死”是殉国的含义。这是我想起了1940年5月16日，抗日民族英雄张自忠在殉国前写给他部下的信：
“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下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读了这封信，就可以回到2300年前去理解屈原之死了——那就是殉国。
据说当屈原投江而死的消息传开以后，那时正值楚国将亡国之时，人民心中还期盼着屈原能够重新复兴楚国呢，楚国人民都不相信是真的，便纷纷驾舟奋力营救，沿水招魂，可一直无法找到屈原的遗体。百姓们担心被蛟龙、鱼虾蚕食屈原的身体。并将粽子投入江中，以免所食，便把糯米用衣服包裹捆绑成人形或直接投入江中，避免蛟龙伤害屈原，同时把船头做成蛟龙的样子，希望能把水中的蛟龙、鱼虾吓走。这样一直持续了好些天，整个汨罗江和洞庭湖都找遍了，一直扩散到整个楚国领域。
就这样，每年的夏历五月五日，楚国的人们都会在水边“划龙舟”和投放“粽子”以此祭奠屈原。并把这天的活动称之为“端阳节”这也才有后来“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的习俗。要知道秦国统一六国后，六国文化是被禁止的，因此这纪念屈原的活动，只能是变通的，这“端午”、“端阳”的叫法，足见楚国人民的机智和智慧。
关于“粽子”为何要“五花大绑”那是后来演化成饮食文化后的需要。那时用糯米或糯米粑粑撒入江中祭奠死去的亡魂，早就成了习俗。而屈原投江后，百姓爱戴的英雄，自然都会去营救屈原或是找回屈原的尸体。为了防止鱼虾蛟龙吞噬，或许把船做成龙形也是可能的，把糯米投入水中，那是引诱鱼虾吃食，避免屈原尸体被食。
近代考古发掘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很多人以为墓主是屈原。该墓中有楚怀王所赐“龙首玉带钩”和太子所赐“东宫之杯”墓主遗骨仰身直肢，两手交置于腹部，双腿分开。这很像是墓主抱石投水而淹死后，被打捞上来，因尸体僵硬未能复原的姿势。这也许真的是屈原墓，因为这墓主的规格和格调均是按楚国王室贵族礼节从容完成的。虽然楚国都城陷落，但早在陷落前即公元前280年就已经迁都，而哀郢正是写于迁都之时。所以屈原在公元前278年郢都陷落后自杀殉国，也是合情合理的。楚军仅剩十万退到陈，将陈作为都城，继续与秦国交战，但实力已经不可能与秦国抗衡了，直到公元前223年秦军攻下寿春，才宣告楚国灭亡。因此屈原死的时候，倾襄王仍旧有时间和空间，以及相应的国力，可以为屈原搞一个浓重的墓葬。毕竟屈原是倾襄王的老师啊，还是有感情的。
至于倾襄王为何也要放逐屈原，我想这也是属于王室家族矛盾斗争的必然。子兰是倾襄王的小弟，这两弟兄无疑都曾在屈原身边接受教化，而屈原本身也属于王室之后，其才能和政略无疑是最杰出的，被猜忌也是自然的，因为屈原的所作所为，无疑就是当年其先主楚武王的王图霸业，其志不在小，必然会招受怀疑。所以屈原虽有才干和抱负，却也仅仅可以为左徒，也就是外交部长类似的职务。
屈原之死，其死也悲。屈原之悲，其悲也怜。
屈原之怜，其怜也苦。屈原之苦，其苦也哀。
屈原之哀，其哀也叹。屈原之叹，其叹也泣。
屈原之泣，其泣也嘘。屈原之嘘，其嘘也唏。
随着后来秦帝国的崩溃，西楚霸王项羽建立西楚，再度展示了楚国人的勇猛和不屈。虽然后来大汉一统河山，但这楚国文化和习俗却从此流传蔓延开去，这“端午节”也与各地民俗文化融合在一起，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由此成为中华文明民俗文化中重要的思想和内容之一，并流传至亚洲，影响世界深远。诸如：午日节、重五节，五月节、浴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都是这“端午”的别称。这些习俗共同点主要是：吃粽子、门上插艾或菖蒲驱邪、系长命缕、饮雄黄酒或以之消毒和赛龙舟等等。这便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仅是吃粽子和赛龙舟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种活动的意义已经成为一种爱国教育方式。故此以殇记之：
屈原之殇
楚天习俗四海扬，菖蒲艾叶赋酒黄，龙舟竞渡糯米香。
屈子忧国赋骚人，骚人犹自嬉戏忙，千年忠魂耀四方。
端午之祭
（正值庚寅端午，以诗祭之。）
蒲叶青，雄酒黄，大红枣子人人爽，家家佩香囊。
糯米白，艾叶香，四角粽子个个想，处处是端阳。 展开全部内容